一张珍贵的股票|南通发布

一张盖有“江苏省海安县胡集供销社”印章并写有我母亲姓名的股票,我已经珍藏30多年了。票面日期虽然写的是1983年4月5日,但它的股权起始期比这早20多年。

农村供销合作社是1956年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诞生的,是农民自愿筹集股金并由国家扶助起来的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组织。那年,父亲担任农业生产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后来听母亲说,当年供销合作社下乡动员农户参股,要求每户一股,多则不限。父亲为了带动村民投股,自己一口气买了五股。五股10块钱,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笔不大不小的资金投入。初建时的供销社,部门分类、商品种类并不十分完备和齐全,但农业生产资料和群众生活必需品还是能满足需求的,这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1956年我9岁,那时最开心的事就是跟随母亲去供销社,母亲在买针头线脑等女红原辅材料,或者在布柜看看鞋面布或花纱布的时候,我的特别关注点是玻璃柜台里面琳琅满目的商品。我最感兴趣的是那只红色皮球和一只小巧可爱的搪瓷碗。每次去供销社,也总是先看看那两样东西还在不在了。现在想来,那时真的是天真得可爱。不懂得柜台里面的皮球和搪瓷碗只是陈列商品,一旦售出,售货员会从仓库取出货物补上的。

供销社发行的股票是实名制,不得转让、抵押和担保,更不准炒买炒卖,与人们印象中的股票本质上差不多,但具体运作程序和规范完全不一样。每年农历的腊月或正月,供销社人员下到村组,向持股者发放上一年的红利。每一股每年的红利不等,有的年份一角几分钱,有的年份只有七八分钱,根据供销社当年利润的多少而定。因为供销社本就是以为农服务为宗旨,不以赚钱为目的,利润率低,所以红利微薄。持股者家庭如遇特殊困难,经村组(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小队)证明,可以随时退还本金。当然也可以随时购买新股。这样可进可出的灵活做法,也是当年供销社股票保持一定发行量的原因之一。

1960年夏天,父亲突然病故。家庭顶梁柱倒塌,经济状况急转直下,母亲领着我们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在贫困线上挣扎。1961年生产队年终分配,我们家不仅没钱得,还要倒找生产队60多元钱才能将基本口粮领回来。眼看到了年关,母亲找生产队开证明,带上父亲当年买的五张股票去了供销社。兑了四张,留下了一张。后来母亲告诉我们说,当时就是将五张都兑了也救不了穷啊,留下一张不兑,一来,那上面写着你老子的姓名,留下一张也是留着对他的念想;二来,年终分红,如果在腊月,过年还可以多拾几块豆腐;如果在正月,新鲜头的,家有钱财进账,也好讨个吉利,落个顺遂。过了年,母亲带领我们搞家庭副业,养了三只长毛兔,剪兔毛卖给供销社;剥棉花秆皮卖给供销社,母亲起早贪黑结渔网换取加工费,我还学会了打草绳卖给供销社。入夏前总算还清了生产队的欠款,领回了全家人的基本口粮。接下来的几年,母亲每年都郑重其事、满心欢喜地从箱底取出股票领一次红利,每次她都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们说:“七年了”“有八年了”……

转眼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供销社的股票被极“左”路线称之为“物质刺激”“资本主义尾巴”。供销社被造反派夺了权,没人管年终分红的事,持股者中也没人敢提分红的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年浩劫结束,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股权得到了恢复和确认,红利分配制也回归到正常轨道,并采取相应措施巩固老股发展新股,农村供销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到了1983年,写有父亲姓名的那张股票已经十分陈旧,背面逐年分红印讫也已经填写得满满当当。供销社工作人员动员母亲换了一张新版本的,持股者换成了母亲的姓名。

股票背面记载的最后一次领取红利时间是1986年。因为1987年母亲患病,1989年母亲去世,从母亲生病起就再没有人持股领取红利了。整理母亲遗物时,征得弟兄们的同意,其他值钱的东西我一样都不要,只要这张股票。1998年企业改制期间,县供销联社通知股票持有人到各自的股票发行单位结算股金。我接到了通知但我没去兑换,因为在我心目中,这张股票的价值远远超过本金!它满纸饱含了父亲立党为公、全心全意支持农村供销事业的初心;它周身渗透着母亲对父亲的思念、对子女的亲情和对供销社的信任之情,同时它还见证了我们家庭的哀乐。我舍不得出手,是想通过它,回忆父母的亲情,回味童年的欢乐,回想供销社的那人那事……所以,我要将它珍藏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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