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从清末状元到“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南通发布

这位清末状元,为什么在新时代获得殊荣?

1926年8月23日,一位先贤离开人世间,毕生把自己的“皮骨心血”奉献给了社会和百姓,他给南通留下的是一个拥有50多家企业、2400多万两白银的当时全国最大民族资本集团,是由400多所各类学校、场馆组成的教育文化体系,是一套完整的水利、交通、供电、通讯、园林等市政基础设施,是一系列的公益慈善事业。在他的领导下,南通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小县城,变成了令世人瞩目的近代化新兴城市。

这位先贤,就是离世94年后的今天,被誉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民族企业家的楷模”的张謇!

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

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1日主持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说,“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涌现出一大批爱国企业家。”爱国企业家典范是我们国家、民族和历史上的精神标杆、文化符号、道德楷模,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优秀企业家精神在新时代值得进一步光大和发扬。

拥有“爱国企业家的典范”首位度的张謇,爱国不仅是贯穿他一生的主线,也是其全部实践活动的中心点和出发点,可以说爱国、爱国主义是张謇精神的核心。具体而言,他选择的是一条“实业救国”的道路。

鸦片战争后,江河文明与海洋文明激烈碰撞,中国一步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国亡家破之祸时时笼罩在中国人的心田,人们担忧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国会成为下一个波兰、印度、埃及或者罗马。身处这个救亡图存时代,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仁人志士们苦苦寻觅救国的良方,张謇无疑是其中勤勉而杰出的积极探索者和生动实践者之一。”用吴良镛先生的话评价:“他能在那时新与旧、中与西、保守与前进的撞击中摆脱出来,创造性地走自己的道路。”可以说,没有创新也就没有张謇“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辉煌业绩。

张謇的生卒年为1853~1926年,江苏南通人,祖籍地现通州区,出生地现海门区。张謇出生在富裕农民兼商人家庭,1894年41岁时考中甲午恩科状元,曾出任江苏省咨议局议长、民国政府实业总长、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张謇生活在风云激荡的中国近代,1895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面对甲午战争的国内危局,有3个人各自作出人生重大选择:孙中山选择革命,康有为选择改良,而张謇选择了实业。

很多人对张謇由官场进入商场不甚理解、很想了解。张謇去世后,张孝若写了《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由此被称为最早系统研究张謇的一个人。他在书中说道,大凡状元以后多当官、最好能官至宰相,曰“状元宰相”,而其父弃官离京直接从事实业,有这样四个动机:一是祖父去世,父亲名场欲望低落;二是国势危迫,要使中国不贫不弱,唯有振兴工商业;三是做自立、做事的读书人,为“书呆子”、“书蠧头”出气、争面子;四是大暴雨中文武百官侍奉、接驾太后慈禧,深感这种官“没志气”。以上看出,每一条动机都是弃旧图新、避弱趋强,勇气和胆略可见一斑。

张謇沿着传统士大夫的路径一路走来,但当时的中国已经衰落到无法挽救的地步,士大夫之路实在走不下去了。无路可走,便独辟蹊径,选择实业救国之路,对一个封建士大夫而言,实则是不得已而为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却挪用海军军费大修颐和园,筹办万寿庆典,清政府因此特开“恩科会试”。张謇北上应试,高中状元。张謇蟾宫折桂之际,前线传来北洋水师迭遭败绩的噩耗。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是中国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大标志,对张謇而言,也是他人生道路改弦易辙,投身“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一大转折。他意识到,中国必须先行“推广棉地、纺织厂”及开发铁矿、扩张制铁厂,发展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

深感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张謇,与两江总督张之洞在联英抗日、创办实业等方面有不少共同语言。1895年,张之洞委任张謇负责通海一带商务,授意他在通海一带创办纱厂。张謇奔走于南通上海之间,到处筹措资金,困顿时连往返车费也囊中羞涩,不得已只能卖字为生。1899年,一座拥有20400枚纱锭的近代化纱厂在南通唐家闸建成。张謇根据《周易·系辞》所载“天地之大德曰生”,给纱厂取名“大生”。

大生纱厂投产后,规模不断扩大。为保证原棉供应,张謇先后在黄海海滩办起20多家盐垦公司,到1907年,已围垦近10万亩。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謇以大生纱厂为核心,还创办了油厂、面粉公司、肥皂厂、纸厂、电话公司等20多家企业,形成一个轻重工业并举、工农业兼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企业集团。

1956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黄炎培时说,提起民族工业,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四个人不能忘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资本可以没有国界,但企业家有国界。作为有着爱国之心、报国之志的企业家,张謇继承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以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投身于救国的实践之中。与此同时,作为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熏染的一代儒商,张謇认为,爱国不是简单地喊几句口号,而是要落实到实际行动、具体活动之中。他在《垦牧乡志》中表示,“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张孝若在为其父亲所作的传记中也多次讲到父亲的国家意识,书中写道:他认定,一个人要忠爱国家,先要忠爱地方。

张謇立足家乡南通,从实业出发,经营地方,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使之成为全国所有县中的“模范县”,人们亲切地称呼他“张南通”“张四先生”。胡适先生为张孝若编著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所作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时至今日,人们徜徉于江海大地,仍能看到张謇所开创的诸多全国之最:南通博物苑——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通州师范学校——中国第一所民立中等师范学校;伶工学社——中国第一所戏剧学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中国第一所纺织高等学校;通海垦牧公司——全国第一个农垦股份制企业;南通盲哑学校——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盲哑学校;大生纺织企业集团——中国最早的民营资本集团……南通民间至今流传着 “一山一水一人”的说法——“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张謇”。

天地间最大的政治是国计民生

习近平总书记于11月12日下午来到南通博物苑考察调研,仔细察看博物苑历史建筑,并走进张謇故居陈列室,了解张謇创办实业、发展教育、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情况,听取当地培育企业家爱国情怀、社会责任、奋斗精神等情况介绍,高度评价张謇“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要求把南通博物苑和张謇故居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广大民营企业家和青少年受到教育,增强社会责任感,坚定“四个自信”。

张謇一生创办了数十家企业,涉及纺纱、盐垦、面粉、冶铁、机械制造等工农商各领域,他为自己的企业取名为“大生”“阜生”“颐生”“资生”等,都寄托了其深沉的民生情怀。“大生”二字源自《易经》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寄托了他的理想——天地间最大的政治是国计民生。

甲午战后,国事日非,而一般士大夫仍如井底之蛙识见短浅,认为物质文明如枪炮制造之类,中国自让泰西一筹;惟读书一事乃中国专长,决不可取法于外国。张謇与这些闭目塞听的腐儒不同,经过潜心研究,认识到外洋之强由于学,其工业因“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才能“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其农业则讲求土宜物性,以机器广种植、兴水利。张謇不仅大力倡导新学,还积极引进欧美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

张謇认为,窃维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计民生为强国之根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而实业不振,又无以为教育之后盾。他认为,西方国家农工商企业特别是现代工业的“实业”才是救国之路。他坚定秉持这样的理念: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实业。可见,张謇是一直把农工商实业放在首位的。在农工商三业中,工业又摆在第一位。其中,工农关系他安排并实施这样的顺序,由工到农,由农到农,又由农到工、由工到工,由此及彼,城乡、工农循环往复,实业的“雪球”越滚越大、力量越来越大,形成了大生的产业链,继而形成了近代城市初步的经济体系。

作为“学术界张謇”,他进行这样的学理思辨,更是一以贯之地这样去做。他亲自办的第一个企业是大生纱厂,创办过程堪称坎坷,在他自订的年谱中记载着1897、1898两年在上海他两次卖字,为的竟是筹措出差旅费。1922年张謇所办实业出现危机,日本财团委托驹井德三来通调查。他在《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中对张謇推崇备至,“(张謇)所怀之理想,数十年始终一贯,分头于实业交通水利之建设,醉心于教育及慈善事业之学理,乃唯一主新中国之创造者。”他还把南通比作“江北首都”。拥有125年历史的大生纱厂,1905年注册为大生纺织有限公司,从一开始就是股份制,纺织机器由英国曼彻斯特生产,聘用外国专家,拥有“魁星”等一系列商标。

近代控制中国海关的英国殖民者每10年编制一期向英国政府的《海关十年报告》。1921年底,署名戈登·洛德提交的报告,最后一章以“通州”为题,描述南通的经济社会情况后评说道:“通州是一座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在他眼里,南通靠自己的力量在短期内迅速崛起,代表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正确方向。为此这位英国人十分钦佩,他建议:“所有愿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将来做公正、准确估计的外国人,理应到那里去参观游览一下。”

张謇还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先驱者。1917年5月6日,社会知名人士蔡元培、张謇、梁启超、伍廷芳、宋汉章、黄炎培等48人,联合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48位官场、教育界、工商界著名人士作为提倡人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上署名,张謇是此中的主干,而主事者即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创立之初,以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改革脱离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为职志,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并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改革的先行者。

有资料称,1917年5月创办中华职教社前,张謇在创办近代中国师范教育和特种教育的同时,努力开拓和发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其中不少是首创之举。自1902年创办农学堂起至1915年创办盲哑学校师范科止,前后14年共创办、资办职业学校(专修班)19所,专业门类广泛,涉及工业、农业政法、金融、交通、工艺等各个领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初、中、高级人才。1918年,张謇与黄炎培共同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校址在上海南市区陆家滨迎薰路。校长黄炎培,张謇为学校议事员,张孝若等为经济校董。张謇与黄炎培,一个是清末状元,一个是清末举人;一个出生于1853年,一个出生于1878年。俩人都是江苏老乡,年龄虽相差25岁,但志同道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是名副其实的忘年交。黄炎培和张謇走的道路在总体上是一致的。都是扬弃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而以理想主义精神,立足于社会,在民间尽自己努力,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

“母实业而父教育”。张謇出生自农商家族,作为一名成长自基层的儒商,实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他意识到“一国之强,基于教育”“苟欲兴工,必先兴学”“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他通过自己的实干苦干为改善民生而不懈努力,兴实业、办教育、广慈善等,先后创办了通州师范等近400所学校,创办了医院、养老院、育婴堂、贫民工场、女工传习所等,诞生中国历史上多个“第一”从生活资源到文体设施,从普通百姓到弱势群体,从城区市镇到滨海滩涂等多层面、全方位致力于民众生活的改善,体现了其为百姓谋福祉、为社会做贡献、为政府分责任的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

坚苦自立,诚实不欺

习近平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民营企业家应当珍惜自身的社会形象,讲正气、走正道,弘扬企业家精神,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

从异乡再回故乡,从官场再战商场,张謇的人生可以粗略地分为前半生、后半生。1895年前,主体是学业,苦学传统国学,丰富人文精神,考学20多场次,答理论的卷子,为国家找道路;1895年后,主体是实业,精学新兴西学,履行科学精神,创办数十家企事业,答实践的卷子,为家乡辟新路,创造了南通近代辉煌。虽然没能实现读书、当官的传统意义上“双峰”,但创造了学业、实业从传统走向现代演进的“双峰”。尤其是作为“企业家张謇”,他血脉中蕴含与释放的企业家精神值得敬佩与弘扬。

自幼浸润于儒家经典的张謇,对于“诚”“信”自不陌生,曾在诸多场合谆谆告诫其子张孝若与通海学子:“儿须自爱自重。自爱自重无他,在勤学立品。何以立品?不说谎,不骄,不惰,不自放纵任性而已。”张謇对于诚信的提倡并未局限、停留于个人道德范畴,而是将之与现代企业的信用联系起来。他以“忠信笃敬”解释信用,并对此作了具体解读:“忠则不贰,信则不欺,笃则不妄,敬则不偷”,从字面可以理解为:忠心无二,表里如一;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专心致志,踏实进取;爱岗敬业,积极有为。

企业与企业、银行等组织之间的经济往来,大都采用契约的形式,对于契约的履行必须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张謇深知严格履行契约的重要性,曾在对银行专修科学生的演说中强调“守法宜坚,不可假借”,不可稍有宽松,如果履行契约,所有条件稍有欺诈,则信用难以保持,何以招徕主顾?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张謇非常注重企业信誉,自觉诚实履行契约,即使资金周转困难,也想方设法加以解决,决不食言。如纱厂创办初期极端困难之时,张謇也未曾考虑过失信,而是采纳建议“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甚至做好了至无花可纺之时,停车闭厂的最坏打算。他还曾恳切地嘱托财务负责人,对于前来结账之人,立即核实结清,应该偿付、应该索要的账目不可稍有含混。

张謇投身实业的时代,现代法律制度尚未健全。由于缺乏基本法律保护,张謇最初创办纱厂曾遭遇重重困难。当时商人普遍信用堕落,弊端丛生,企业破产停业层见叠出的外在环境,使张謇时时感到信用制度缺失所带来的种种不便。民国初年,张謇应袁世凯之邀任农商总长,遂乘机着手进行经济方面的立法工作,试图推动信用制度建立,倡导依法经营,信守法律。商律、公司律等法律颁行后,张謇严格依照相关法律,展开经营活动,照章纳税,守法经营。

张謇出生在海门乡村,从小参与农业生产,亲历田间耕作之事,熟知农业之艰难,对劳动人民的疾苦耳濡目染,加之自幼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因此可以说与生俱来就具有民本思想。面对近代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现实,作为儒商,一步步艰辛走向成功巅峰的民营企业家,张謇既用自己的如椽大笔抒发对民间疾苦的同情,为民生福祉大声疾呼、慷慨陈词,也通过自己的实干苦干为改善民生作不懈努力,也正因为办了大生纱厂,农村穷苦的小脚女人转身成了收入正常的纺织女工。他发现在上海就有好多出身贫寒、处在底层来自南通的穷人,并把这一“发现”告诉了周围人,使这些“南通穷人”得到一定救助。

张謇创办了大生纱厂、盐垦公司、复新面粉公司、大聪电话公司等众多企业,形成了一个轻重工业并举、工农业兼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企业集团,他以实业反哺社会,建学堂、开交通、造公园、兴水利、办慈善……到他去世前,仅大生一厂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就达70多万两。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即便在企业陷入困顿之时,张謇也没有停止过兴办社会事业,为了筹集资金,这位晚清状元曾多次在报纸刊登广告公开卖字。

张謇的隶、楷雅淡安详,谨守法度,行书则稍见放逸,雅健潇洒,向他索字的人很多。而他公开卖字,则始于创办大生纱厂。1897年10月,张謇为大生纱厂赴沪筹集股本,然而此行很不顺利,不仅集资不成,还染上霍乱。旅资不济时,张謇即卖字维持。1899年5月,大生纱厂已建成开工,流动资金不足,张謇再赴沪集资,前后两月。旅费不足,仍以卖字自给。

1904年张謇出资在唐闸筹建新育婴堂,1906年建成,一年内收婴已达千名,费用超过二万,入不敷出。张謇于是在报纸上刊登启事,为育婴堂募捐。然而育婴堂所收婴儿不断增加,“嗷嗷待哺,耳不忍闻”,张謇说既然叫育婴堂,就“无拒婴不纳之理”,但“岁月遥遥,殊难为继”,于是他开始通过卖字为育婴堂筹资,他在报纸上又刊登鬻字启事,他说:如果我自己不能尽自己的全力,我怎么对得起那些响应我募捐的人,我捐出和募集的开办经费已用完,惟有卖字了。张謇计划每季度以卖足五百元为止,一年计得二千元,可够百名儿童一年之用。张謇在启事中说:“我的字虽不足称道,但是卖字的钱是用来育婴的,百余名儿童的性命都绕系于我的手腕,大家如果不吝啬钱的话就包涵点我的字吧。”

此后一段时间,上海、南通的报纸上连续刊登着张謇的鬻字启事。不仅育婴堂,南通博物苑文物征集需要经费,送优秀学生出国留学要资助,张謇感到“负任之力固已尽也”,只有靠继续卖字来补充经费的不足,鬻字的期限一再推迟,润格也在提高。1916年,随着残废院、盲哑学校的建成,张謇创办的公益慈善事业不断增加,“旦旦而救人之助,不足济缓急,而仆之力用于教育慈善事者,又以途多而分,无已,惟再鬻字”。张謇又发布了《为残废院盲哑学校鬻字启》《继续鬻字启》《为慈善鬻字启》,张謇在百忙中不辞辛劳,以字易资,计划每天抽出两小时写字。为了慈善事业,张謇不顾年事已高,不惜花费精力去卖字,以获得更多的经费,这一轮集中卖字前后持续了三年多。张謇是这样表达他的心愿的:“诸君虽略损费,然不论何人,皆可牛马役仆,又可助仆致爱于笃癃无告之人,而勉效地方完全之自治,使城南山水胜处,不复有沿途群丐之恼人。”只要能够提供资金,任何人都可以像使唤牛马一样使唤他,为的就是能够向那些病残无助的人献出一份爱,效力于南通的地方自治事业。

张謇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他不仅把个人所得无私捐助社会,不仅为南通事业奉献了金钱财富,更是奉献了皮骨心血,奉献了全部生命。张謇是怎么用心、尽力的?打开大生集团泛黄的一页页档案,曾经的历史,创业的艰辛,品牌的荣耀,成就的光辉,就赫然在了眼前,难以想象的是,1897年开始,档案如此齐全、完整、厚实,总数达9491卷,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纸卷足以申报世界记忆工程;翻开厚厚的共8册卷《张謇全集》,6560页,总的文字量达到600万,涉及实业企业的占2/5,也因此有人说他是思想家。

1926年的夏天,南通气温之高创军山气象台有气象纪录10年之最,几乎每天都在35℃上下,7月底8月初最高达到38℃-39℃。8月1日,年已73岁的古稀老人张謇,此时并没有在家中安度酷暑,早上6时去往姚港勘查主汛期水利,回来之后竟一病不起,23天后走完堪称“伟大”的人生。去世前一个月,他仍然在为南通事业奔波劳累,直到卧床不起,走到生命终点。1926年11月1日,张謇灵榇出殡,墓中的陪葬品,只有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张謇就是这样把自己的“皮骨心血”全部奉献给了社会和百姓,而他给南通留下的是一个拥有50多家企业、2400多万两白银的当时全国最大民族资本集团,是由400多所各类学校、场馆组成的教育文化体系,是一套完整的水利、交通、供电、通讯、园林等市政基础设施,是一系列的公益慈善事业。在张謇的领导下,南通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小县城,变成了令世人瞩目的近代化新兴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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