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通的芦穄，趣闻还不少 | 南通发布

1991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左一）在通考察。

1934年12月8日《申报》关于南通芦穄命案判决的报道。

又是一年秋来到。正是抖芦穄、劐芦穄、吃芦穄的时节，笔者于是也凑个热闹，来说说芦穄。
据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四“物产”：“芦穄，蜀黍也，五月熟为上时，七月熟为中时，八月熟为下时。”而1912年科学书局《栽培新编》收有词条“蜀黍”：“禾谷类中最高之植物也，我国北部栽植最多，南方亦多栽之。南人称为芦穄，北人称为高粱。”很明显，州志所记芦穄就是高粱。直到上世纪30年代初，上海新华书局发行的大型工具书《日用万事顾问》，在农业篇“种谷要诀”部分，将芦穄与稻、麦、芝麻等五种农作物同时收入其中。此处的芦穄，仍是指的高粱。
当然，我们今天所说的芦穄并非高粱，而是高粱的一个变种——甜高粱（也称糖高粱）。清光绪《海门厅图志》卷十“物产”：“今高粱别种曰芦穄，茎甘可食。”另有记载：“甜高粱为一年生禾本科植物，系禾本科高粱属粒用高粱的变种，原产于非洲，作为饲用及糖料作物被长期栽种，有‘北方甘蔗’之称……在长江下游地区普遍种植。”简要说明了芦穄的由来与分布等情况。
作为地方土特产，肉质松脆、汁多且甜的芦穄早已成为上海崇明及本省苏州、泰州等地农村的常见植物，在南通更是被家家户户广泛种植于田埂渠畔、十边隙地等处，每届夏秋，几乎随处可见。而与之伴随的，是一些地方历史记忆的碎片。
芦穄用途十分广泛，因其“茎秆富含糖分，营养价高”，故可“产糖、糖浆，还可以做酒、酒精和味精，纤维还可以造纸”。为推动土地增效、农民增收，早年在乡的张謇曾提倡蚕桑，以惠及乡邻，即便是大魁天下之后的光绪二十三年，张謇还在“试海门芦穄炼糖”，并记下详细数据与试制结果——“试芦穄煎糖：芦穄42两，榨汁9两5钱，渣26两（皮去6两5钱），收膏1两5钱。膏如厚饴糖。”
此外，张律、朱成的《龙游乡味》里曾写道，若“将芦穄、高粱等按一定比例酿制，能产出绵甜柔和、回味悠长的高粱美酒”。民国年间的南通“芦穄烧”曾小有名气。如在上世纪30年代初江苏省物品展览会上，参展的酒品中就有来自南通普善号的芦穄酒。另有缪文煜1936年撰《栟茶之物产》，当地所产“芦穄烧”也被记入其中。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备受人们欢迎的芦穄曾屡被禁售。究其原因，原来是“芦穄一物，中含水分甚富”，但因“渣皮狼藉街衢，颇不清洁，而蝇蚋（按：指苍蝇和蚊子）丛集，尤足妨碍公共卫生”，为此，当年的南通“警厅曾经示警当街售卖”。其实，早在三年之前的1924年，“石港四门，有小贩肩售芦穄，市民购食，甚形踊跃”。有访员因芦穄“皮渣星布满街，蝇蚋糜集，尤为疫之媒介”而投书《通海新报》，呼吁“芦穄宜禁”“亟宜取缔”。——如此看来，芦穄被禁，主要是糖分太高惹的祸。
虽是农家寻常之物，却有人因贪嘴而送了性命。1934年8月底，南通城西锦兴祥鞋帽店学徒陈海侯，夜间潜赴西门木行桥陈姓田内偷窃芦穄一根，“为田主所觉，加以凶殴，讵伤中要害，竟至毙命”，酿成一桩命案。上海《新闻报》等媒体曾以《一根芦穄一条命》等题目，连续报道该案发生与审判过程。
吃芦穄，也是游子们难以忘怀的家乡记忆。以致乡人外出探亲时，若能带上当季青翠的芦穄，常能一解在外打拼者的乡愁。1991年10月，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来通视察，曾向时任南通市委书记吴镕问起：“今年的甜芦粟还有吗？”尝过之后，又带了六根南通芦穄回北京。吴学谦生于上海，从小对芦穄（上海人称甜芦粟）很熟悉，此时又逢秋季，正是芦穄成熟时节，自然就想起了童年的味道。
南通人爱吃芦穄，于是将芦穄融入了日常用语中。例如以歇后语“芦穄苗儿拉二胡——自糊自”，来调侃那些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人。就连南通人打长牌娱乐时的“牌儿经”里，也有“芦穄做酒红茵茵，玉米做酒竹叶青。芦穄稭，西北人儿栽，笤帚把儿夹到沟东卖”等语句。
自古以来，崇启通海的芦穄比较甘甜，名头不小，也早就有了规模种植。如1924年10月曾有报道，海门老农倪绍青，当年“夏种芦穄千余步（按：一步田约合四亩），入秋以来，发荣滋长，刻已成熟，开园售卖，搭棚监守。除邻近购啖外，远乡批买者，接踵而至”。如今，启东、海门等地更有专业种植户把芦穄做成了产业，仅启东市的芦穄种植面积就有15000亩左右。其中，启东海复镇家禄村“嘴爱农场”的芦穄种植达160亩。经过多年精心培育，该场的芦穄口感甘甜脆爽，备受市场青睐，乡间土产，竟成“网红尖货”。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批准对“启东芦稷”（按：查阅民国南通报刊，均写作“芦穄”。孙锦标《南通方言疏证》亦作“芦穄”，并注“此‘穄’字，通俗则读若‘基’”）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有了品牌的加持，不仅拓宽了村民们的增收之路，还让更多人了解并品尝到芦穄的独特风味，让这份来自南通的甜蜜传得更远、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