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去世近40年的老领导,缘何让附院人如此怀念?|南通发布

南开大学原校长张伯苓曾说过:“一个事业并不是属于私人的,如果举办事业的人离开了,或是死去了,而他的事业能有人切实维护,是极大的安慰。”或许,这也可以成为一代又一代通大附院人发愤图强的理由之一。

最近,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时,一个已经离开这个世界近40年的老领导名字,被通大附院许多离退休专家反复提及。医院的老员工们纷纷表示:没有景东,就没有通大附院的今天。

对他的了解越多,感慨就越深

曾与景东共事过的人都已是“90后”,满头华发,腿脚不便,或记忆零落,或口齿模糊,但谈到景东,都免不了激动,无一例外地给予很高的评价。对他的了解越多,感慨越深。他仿佛是一江春水,宽广,坦荡,深情,敦厚,所过之处,无不被他灌溉滋养,茁壮生长。

1957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南通医学院迁往苏州,强大的师资和临床医生力量几乎一夜间消失在南通的土地上。老百姓不答应,曹书田连夜发电报直陈国务院,搬运工在河运码头“罢工”抵抗,却终究未能如愿。附属医院的实体还在,但只剩下十几个医生,三排房子,和一片凋零的人心。景东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医院,挑起了党总支书记和院长的重任。

彼时经济困难,物资匮乏,为了让医生们有更好的体力投入医疗工作,景东向市里申请了猪肉等特供食品,给他们“开小灶”。他想尽一切办法,让知识分子吃好、住好,没有后顾之忧。甚至连搬家这种琐事,他都关怀备至,亲自给后勤部门的人做思想工作,让他们心甘情愿、尽心尽力地为医生们做好保障服务。在这些知识分子心目中,景东是党的干部,代表着党的形象,党对知识分子如此关爱有加,他们又怎能不涌泉相报。

钱桐荪、侍德、孟宪镛、杨锦媛、陈玉泉、陈荫椿、刘道坤……这些后来在行业具有较高影响力的人,清一色都是在景东手上培养起来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锁定目标之后,景东和他们逐一谈心,并提了明确的要求:5年内必须升到副教授。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钱桐荪得任江苏省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主委,主编国内第一部《肾脏病学》,填补了空白,成为一代肾脏病医生的必备参考书。曾担任大外科主任的刘道坤也清楚记得,他的专业创建之路,是靠景东书记动用战友关系从南京军区司令部借到的一个脑外伤急救包开始的。那时的医院领导为了发展业务,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还要承担政治风险。

这批年轻人中的孟杨夫妇有点特别,他们来自上海二军大,水平自然不低,只是因为家庭的海外关系较多不能继续留在部队医院。初到南通时不免遭遇一些异样的眼光,甚至当患者想要给他们写表扬信的时候,都会有人出来阻拦。但景东心里清楚,医院太需要人才了,孟杨二人能到附属医院实为南通地方之福,他力排众议,公开声称:你们都只是怀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我相信他们在政治上没有问题。正是这份患难时刻的信任与真诚打动了孟杨夫妇,他们在景东的大力支持下,忘我工作,双剑合璧,成效卓著,在交通极其不便的年代,南通消化病学进修班依然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学员,行业影响力可见一斑。他们取得的成就不但让消化内科、血液内科处于省内领先水平,且余荫泽被数十年。

1962年狼山汽车烧伤事件发生后,时任医学院党委副书记的景东找到南通地委,请他们出面邀请上海的专家前来指导抢救。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于是给侍德等人布置任务,要求他们把专家的本领也要学到手。侍德等人与史济湘、张涤生等名家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这些专家也毫无保留地把经验传授给他们。伤员抢救结束后,景东又趁热打铁,赶紧把侍德等人送去上海进修。回来后,这位年轻医生就像开足了马力的跑车一样,驰骋在烧伤整形和骨科专业的道路上,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侍氏皮瓣”被载入教科书,上肢深度电灼伤的截肢率因为他的方法而降低到几乎为零。

千里马易得,伯乐难求。这批青年才俊的成长故事每一个都值得大书特书,而他们的成就都离不开景东的慧眼识珠。

舍小家顾大家,与群众融一体

景东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他更像是一家之长,喜欢到手术室转转,看看医生开刀,或者等他们下台后陪他们唠唠嗑,拉拉家常,问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在路上遇到普通员工,他也会顺带问两句工作上怎样,家里的情况如何。礼拜天也是他家访的固定时间,经常推门进去,很自然地和大家聊聊天。在儿女们的记忆中,父亲晚上总是不在家,甚至大年三十也不例外。因为每晚9点,景东都会到病房里转转,到宿舍里看看谁在读书,谁在打牌。夜里凡有大抢救,他必到现场陪着,给医护人员以无声的支持。那时候医院不大,员工数百人,他几乎对所有人的情况都做到心中有数。他从不喜欢听汇报,科主任了解到情况都未必有他这么清楚。他掌握的都是第一手资料,又十分善于学习,渐渐地对医疗专业有了相当的了解,所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往往又准又稳。要真正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绝非易事,这4个字的背后倾注的是多少个不眠之夜,多么强烈的使命担当,多么深沉的爱才之心。正是在这种舍小家顾大家、与群众融为一体的工作方式,让他很快赢得了人心。

那个年代,景东定期给大家作辅导报告,而医生们每个月向党委汇报一次思想动态。景东作的报告大家都爱听,条理清楚,活泼生动,会场上往往鸦雀无声。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的工人,他则要求定期由党员干部集中辅导,不拘泥于形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景东在教育子女方面也很有办法。女儿景为民回忆,她15岁到江心沙农场插队的时候,发现生活条件太苦就跟着几个大孩子萌生了回家的念头。夜深已经退潮,当她下了摆渡船连滚带爬跑回家时,父亲既没有表现出心疼也没有生气,只是问:你们是请了假的,还是自己偷偷跑回来的?景为民不敢隐瞒,如实回答。没想到父亲很严肃地说:“你这样是不对的,没有请假的话必须马上回去。以后要回家,只要请好了假,什么时候回来都欢迎。”一身烂泥、筋疲力尽的景为民顿时泪如雨下,但意识到父亲态度坚决,只好连夜返回农场。没过多久,父亲抽时间来到农场看望她和同伴们,和大家谈笑风生,鼓励她们好好锻炼。此事对景为民触动极大,从此断绝了逃避吃苦的念头,全心跟着农民参加劳动,战天斗地,表现出色,后来被推选参军,人生从此步入正轨。

“没有人不怀念景东书记”

景东处理问题的魄力和胆识也许和他的从军经历有关,而正直与坦荡的人格也让他的底气更加充足。陈昌谷回忆,景东行事带着些军人作风,是非分明,对员工要求很严格,但这份严厉有点像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恰恰是爱的体现。尽管平时很和蔼,但员工工作上、生活上犯错误的时候,景东也会严肃处理,毫不留情。奇怪的是,被他批评教育的人从无怀恨之心,反而个个心服口服。大鸣大放期间,有个年轻医生写了景东的大字报,后来遇见时,景东并没有表现出芥蒂,而是笑呵呵地问:你写我的大字报了?年轻人只得点头,景东和颜悦色地说:“有些情况要了解清楚再说嘛,并不是你们写的那个样子呀。”而在这个医生落难被关禁闭的时候,景东依然不偏不倚地为他说话。

景东也有被人误解的时候。他是热血青年,1941年参加革命时,为了不连累家人,将姓氏改为“景”,而他的本姓是“戴”。1946年至新中国成立前,他先后在新四军一师一旅、四纵队后备师、十师三十团担任司令部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等职务。淮海战役时,他的右臂被子弹穿透,桡神经断裂,导致右手四指痉挛,只有拇指勉强能动,坚强的他硬是练就了左手写字、做事的本领。生活上的苦难压不倒他,据石仲岐回忆,即使饱受肺病折磨、呼吸困难的时候,他也未曾显露过软弱,从未向组织上提出过多的要求,但误解的痛苦对他来说却是最大的折磨。“文革”期间,他曾被迫“靠边站”,甚至有人诬陷他手臂上的伤并非解放战争时所负,而是逃跑时被击中。墙上贴着他的大字报,有时要被开会批斗,他终日笼罩在痛苦之中。而子女年幼,无法理解,只记得父亲表情阴郁,不停地抽烟。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女儿景为民唯一一次见过父亲流泪。这段经历却丝毫没有妨碍群众对他的感情,老一辈的专家谈起他来,用的词语竟惊人的相似:“没有人不怀念景东书记。”

景东担任医院领导时,正是迁苏后的低谷时期,他临危受命,靠着惊人的智慧与魄力,运筹帷幄,苦心经营,肾脏、消化、血液、烧伤、骨科、胸外、脑外等专科迅速崛起,一举奠定了南通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在省内处于领先地位的基础。他对事业全身心地投入,投入到几乎忘了自己,病疴日沉,身体羸弱,他却始终放不下工作,甚至被人误解,一腔幽愤无处可诉的时候,景东的心里也始终装着一股信念,那正是他的初心:“苏北那么大,如果没有一家像样的医院,我们对不起苏北的老百姓。”他的辛苦与付出,他的委屈和痛苦,在这个信念的烛照下都显得微不足道。幸运的是,这句话,能被他的员工铭记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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