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世纪风云中的南通人】袁运生:用壁画助推开放之门|南通发布

  

摄像:朱昊晨 陈天同 杨大业

剪辑:陈天同


11月17日,在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问世整整40年之际,“袁运生·生命的赞歌”大型个展在北京盛大开幕。

当代艺术史上,也许没有一件作品像《泼水节》那样引发过海啸般的讨论。

这一曾给香港商界巨子霍英东带来“踏实感”的作品,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

口述人:著名画家 袁运生  

记述人:记者 宋捷 赵彤        

“一幅在今天看来似乎寻常的壁画,当时的确震惊了世界。”

【口述实录】

1979年的这个季节,正是我的作品《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备受争议的时候。而我接到创作任务,是1978年。

1978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转折点,美术创作的禁区一点点解禁,艺术氛围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对我个人而言,这也是个重要的年份。此前,因为饱受政治运动的困扰,我在吉林省长春市工人文化宫默默画了18年宣传画。

1978年,因为我在云南的写生白描画引起美术界的注意,北京方面邀我参加新机场壁画创作。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美术工作者第一次参加大规模壁画创作,在首都国际机场这一开放的第一窗口,第一次向世人展示公共文化作品,各级领导都很重视,我们集体住在首都机场内,和飞行员吃一样的伙食,从早画到晚。

说实话,接到任务时,我想到的唯一题材便是泼水节,在一幅27米宽、3.4米高的巨大墙壁上,画一幅赞颂傣家人的精神情操的壁画,对我来说,真是如梦一般美好的事。这幅壁画从春天画到了秋天,然而,壁画东南面3个女孩的裙子我们始终没有画上。

1978年9月底,机场召开竣工大会,大楼清场,我带了三个学生悄悄来到壁画前,只用了半个小时,就飞快地画上3个裸女沐浴的形象:这是一个丰富而又单纯的线条世界——既有柔和而富有弹性的线条,挺拔、秀丽的线条,也有执着、缠绵、缓慢游丝一般的线条。我的三个学生都看呆了。没有想到这幅画后来惊动了中央最高领导,也惊动了世界。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局部

【采访手记】

虽然已经40年过去了,但是袁运生说起那幅给他一生带来影响的作品,仿佛就在昨天。

这是新中国首次在公众场合展示人体的绘画作品。作品艺术手法超前,题材表现大胆,现在看来似乎很寻常的人体作品,在当年仿佛一颗文化“原子弹”,在中国通往世界的窗口炸响。可以想见,那时的中国刚刚结束“文革”,人们的服装都还是以黑灰蓝为主色调,忽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出现了裸露的人体,人们如何能够接受得了?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局部

袁运生回忆说,在创作这幅作品之前,他在云南西双版纳生活了8个月。那段时间的朝夕相处,少数民族群众那种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以及对于人体所持有的开放观念让他感动,这种深深的震撼让他产生了为之礼赞的创作冲动。因此,当有关部门对这幅作品提出非议和批评的时候,袁运生断然拒绝了他们对绘画进行修改的要求。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诞生,无疑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次破冰之旅,它不仅在艺术领域开启了一个全新时代,而且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它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识,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前卫和超越时代也成了袁运生创作态度的标签。当时,有境外媒体惊呼:“中国在公共场合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这表明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路上已经真正迈开了步伐。”

这场风波惊动了中南海。中央电视台原副总编辑赵立凡当年先后随邓小平、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去看过这幅画。这位海门女婿告诉我们,领导人虽然观念不完全一致,但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最终以小平同志在现场的一句“我看可以嘛”而告一段落,解开了中国文化艺术被文革锁住的豪情和诗意。

但是,为了平息批判者的怨气,有关部门还是在画上加了一层纱帘,好像给裸体女子们穿了件衣服,后来到了1982年又用三合板挡上,直到1990年9月彻底解禁。

据央媒披露,香港著名商人霍英东生前每次到北京,都先要去首都机场看这幅壁画,如果画还在,他才放心,说明可以投资内地,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没有变。壁画已然成为改革开放的风向标。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局部

“在高等美术教育上走自己的道路,是我一生的追求。”

【口述实录】

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引起巨大的争议,也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1980年6月,在东北待了18年后,我被调回中央美院任教。两年后,我应邀赴美做访问学者,后来又留在纽约14年,成为自由创作的艺术家。1996年,我回到中央美院油第四油画室任教。正是基于中美两国艺术与教育的考察比较,我看到了20世纪以来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软肋,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忽视,在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方面缺少对中国艺术的重视。

回国后,我清晰地认识到,在艺术教育上走中国自己的路,将是我余生的唯一追求。我觉得造型艺术应该从素描开始,而高等美术教育中的素描对象全都是西方雕塑。若想建立中国的高等美术教育体系,首先得有本土研究素材做支撑。

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支持下,我在全国范围内做古代雕塑的普查和遴选工作。近10年来,我跑遍了陕西、山西、甘肃等19个省200多个市县的博物馆、石窟、文化遗址和寺庙,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我奔走在山岭之间,寻找可以纳入教材的素材。

我国历史留存下来的众多雕塑美妙绝伦,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把中国最好的东西拿来复制成为教材。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形成共识,我们每复制一件器物雕像都要跟博物馆讨论半天,可见要构建中国的高等美术教育体系,任重而道远。

【记者手记】

袁运生一直有一个梦想,要通过艺术的方式,让已经丧失了百年的中国传统和民族魂踏上回归之路。为此,他提出中国的美术教育再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必须让中国的艺术经典变成教材走向课堂,把最优秀的造型艺术作为巨大的资源纳入到教育体系中,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博物馆里。

袁运生作品《狂想曲》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袁运生就遍访中国的古代雕塑,写下了许多笔记。在他眼里,那些不同的造型,无论是观念、语言、材料或是审美,都拥有一个不同于西方、中国所特有的独立造型体系。西化的观念、方法、审美趣味,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让我们的后代不会欣赏我们自己的东西了,如果在我们的艺术教育里再不把中国自己的造型经典纳入教材,那么,所谓的传承和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我看来,艺术教育什么时候能够自觉地从本土文化意识去考虑问题,那么,我们就真正进步了。“袁运生如是说。

“画完北京新机场的壁画,我愿为家乡的新机场贡献绵薄之力。”

【口述历史】

1962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是《水乡的记忆》。在酝酿这个作品时,我利用寒假回南通老家白描临摹陈老莲的《博古叶子》,还去了苏州东山、甪直等古镇体验生活,日夜观察和思考,勾勒出3幅江南水乡小镇的钢笔草图,得到董希文先生的赞赏,他为这幅画打了满分“5”。

《水乡的记忆》里,盛满我对故乡的记忆。1937年,我出生在崇川紧邻寺街石桥头巷一个传统大家庭。1945年入读南通城北小学,开始习字作画,家中天井中有一方石桌,我用毛笔蘸水直接在石桌上写画。这种石桌用水写写画画,很快变干,因此写字画画都很省纸。在我的幼年时期,对绘画的热爱全部倾注在家中这张石桌上。

1949年2月2日南通城解放,我恰好在这一年考入江苏省立南通中学。初一时参加批判“一贯道”画展,师范学校的老师评价很高,那时我便立志要成为画家。

袁运生作品《女人与愚公》

我能够走到今天,家乡文化给了我丰厚的底蕴。少年时代,因为张謇的影响,西学东渐的风潮不仅体现在南通城市建设上,更传递于人们的思想之中。南通这座江海之城,留存许多中西贯通的基因,在我的潜意识深处,那些富有文化感的乡民老者,那些具有土地情怀的黄牛水车,成为我作品的母题,也成为我追忆和怀想的精神慰籍。这种地方文化的集体记忆,使得我的绘画在深厚的历史感中,在交错的时空里散发出浓浓的乡愁。

【记者手记】

距离上次回家乡已经3年了。今年5月,母校通中邀请他返校参加110周年校庆活动,袁运生一踏上故土,便以急迫的心情去了祖宅。

老屋的粉墙黛瓦依旧,天井里的一架紫藤依旧,院子后面光孝塔上那风铃的叮当声依旧一一这一切让他如此的熟悉,又让他如此魂牵梦绕。

1955年在南通中学参加完毕业考试的当天,袁运生便和同学范曾结伴北上,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师从韦启美先生。事实上,早在十二三岁时,他便已成为南通市年龄最小的美协会员。中学时代,他绘制的马恩列斯巨幅油画像已悬挂到南通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二楼正厅。

直到今天,袁运生依然记得他的中学美术老师名叫黄幼松,那是一个极其洒脱和儒雅的中年人,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他对学生的绘画从来不作过于具体的要求,而是任他们“自由发挥”,这让袁运生从小就领略到自由创作的乐趣。

袁运生的父亲是一位中学教员,他对子女的教育也是“放任自流”,尊重每个孩子的个人选择。所以,后来袁家的孩子所从事的职业、所选择的道路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成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大哥袁运开是我国自然科学史与自然辩证法学科奠基人之一,曾担任过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二哥袁运昌是我国第一批林业资源航空测绘工程师、中国林业部资源司总工程师,四哥袁运甫则是著名画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回忆当年在家乡的日子,袁运生告诉我们,年轻时他还喜欢踢足球,有一年冬天还曾代表南通到无锡参加江苏省的比赛。他说,现在天天画画也不觉得累,这和年轻时候喜欢运动有很大关系。

袁运生是一个家乡情结浓重的人,而且这情结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挥之不去。这次回来,南通的发展速度更是让他吃惊。听说家乡要建新机场,他非常高兴。袁运生表示,在为大兴机场创作的8幅以山海经传说彰显华夏艺术个性气质的巨型壁画收工后,他愿意为家乡新机场的艺术创作贡献绵薄之力。

袁运生考察南通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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