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笔下不一样的钱锺书|南通发布

杨绛笔下不一样的钱锺书

钱之俊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简称《记》)与《我们仨》是目前研究钱锺书生平重要的一手参考资料。笔者仔细对照阅读了两种传记,发现《我们仨》对部分史实及有关细节的叙述和《记》有所差异。兹举例一二。

《记》说钱锺书“1937年得副博士学位”,《我们仨》已改说是文学士学位。《记》说“锺书9、10月间回国”,《我们仨》说“那是1938年的8月间”。

《记》只说钱锺书回国径到西南联大,“在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1939年秋,锺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锺书也去湖南照料。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我们仨》补说:“锺书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后,曾回上海省视父母,并送爹爹上船,顺便取几件需要的衣物。他没有勾留几天就匆匆回昆明去。”也即是说钱锺书回国到湖南之前已见过他父亲一面了。而钱氏1939年自西南联大回沪,《记》说是“1939年秋”,《我们仨》改说“这年(1939年)暑假”,他是回沪“过暑假”的。

《记》说:“1941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来相访,约他再回联大。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按此句解,钱锺书是因为珍珠港事变而滞留沪上的,而且还是准备回西南联大的,这与史实显然不符。珍珠港事变发生在1941年12月7日,正常的大学开学在9-10月间,钱锺书显然有充足的时间回联大。《我们仨》此次详细阐述了有关钱氏滞留上海的真相。“锺书这次回上海,只准备度个暑假。他已获悉清华决议聘他回校。消息也许是吴宓老师传的。所以锺书已辞去蓝田的职务,准备再回西南联大。”但他直到开学都未等到清华聘书,已面临失业,最后只好接受了他岳父“让给他的震旦女校两个锺点的课”。到10月左右,西南联大陈福田以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身份“亲来聘请钱锺书回校”,但他未接受聘请,“清华既已决定聘钱锺书回校,聘书早该寄出了。迟迟不发,显然是不欢迎他。既然不受欢迎,何苦挨上去自讨没趣呢?锺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他客客气气地辞谢了聘请,陈福田完成任务就走了,他们没谈几句话。”这是他滞留沪上的真实情况。

《记》曾写到:“我自己觉得年纪老了;有些事,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知道。我要乘我们夫妇都健在,一一记下。如有错误,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杨绛写《记》时钱锺书还健在,而写《我们仨》时先生已去世多年。这期间,她对《记》中的误记作了更正,对漏记作了补充。我们应感谢杨绛,不是她不遗余力的回忆,我们很难见到有关钱锺书更多真实的史实,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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