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全集》不“全”
钱之俊
钱锺书生前不愿出版“全集”，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认为所谓“全集”从来不全，都是骗人的生意经。《杨绛全集》正是如此。
2014年，《杨绛全集》（九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次《全集》的出版，是基于“多篇新作的问世和两部重要作品（译作）的复现”，“为反映作者文学创作和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的全貌，我们决定隆重推出《杨绛全集》（九卷本）。”（《出版说明》）实际上，新作及新发现的著作，加在一起才二十来万字。即使这样，文章与著作是不是收录齐了呢？也没有。在《作者自序》（这篇《自序》很奇怪，居然还是作者2003年为《杨绛文集》的出版而写的序，只字未动）中，作者清楚地写道：
全部文章，经整理，去掉了一部分，把留下的部分粗粗分门别类。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创作包括戏剧、小说和散文。散文又有抒情、写意、记事、记人、论学、评书等。文章既是“随遇而作”，按时期编排较为方便。
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弃。文章扬人之恶，也删。因为可恶的行为固然应该“鸣鼓而攻”，但一经揭发，当事者反复掩饰，足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还当谨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写的文章，尽管句句都是大实话，也删。有“一得”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了。
这篇《序》放在《杨绛文集》里，一点问题没有，因为“文集”不是“全集”，文字有取舍，无可争议。但是一旦出版“全集”，可就另当别论了。“全集”，顾名思义，汇集了一个人一生全部之文字，否则算不得“全”。一般情况下，出版全集者，多非在世者，因为人处于世，难保不再动笔，很易失之于“不全”。作者健在，出版“全集”也有好处，那就是自己把关，容易收全自己一生的文字，不至于让后人费劲去搜集考证。但像杨先生这样出版“全集”的标准，实已失去“全集”的意义。“全集关键在乎‘全’，不在乎‘好’。”（郭娟《“全集”不全》）现在一些“全集”，之所以“不全”，是有不得已的客观原因，比如文字佚失或暂未发现（如《张爱玲全集》），或意识形态不允许（如《胡适全集》）等，也有家人刻意为尊者讳而不收一些特殊时期文字的（如《三松堂全集》）。——而由健在的“全集”作者自定标准、任意取舍的很少。
依杨先生的标准，像《答宗璞<不得不说的话>》《从“惨沙子”到流亡》《吴宓先生与钱锺书》等“扬人之恶”或引起过争议的文章都删去了。像《一个婊子》这样从标题到内容都显刺眼，与杨先生惯常温文尔雅形象不符的文章，也没有收入。其实，这些文章已经收录在公开出版的文集中，很易查得，有必要刻意删之吗？“三幕闹剧”《游戏人间》，因为找不到底稿，没有收录，情有可原。
我个人觉得，删去几篇文章也不是什么大事，真正应该收入《全集》而未收的文字才是顶重要的。杨先生的日记、书信、诗歌、笔记、各时期的检查书、声明等，《全集》多付之阙如。这是最不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