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至民国年间，南通城乡较为普遍的民间借贷方式有：定期还本付息（月息在1～2％之间,折算成年息,即为12～24％）；印子钱（一种高利贷，每还一次盖一次印章，也称“折子钱”）；驴打滚（一种复利计算的高利贷）；打会（也称“标会”或“拉会”），具有互助合作性质，由会首邀请数人或10多人为会友，议定金额（也有用实物）、会规、利率，排好“收会”的次序；高利贷性质的“标会”，由会首收头会，以后各会由“出标”（即利息高）决定收会，“标子”愈大所得也愈少；“火把债”，月息10分（即月息10％），甚至30～50分（即月息30～50％），限期10天、15天、20天、1个月即还，利率特别高，逼债凶狠，盛行于赌博场所；放青苗钱、放忙工钱、放纱钱，高利贷者乘贫苦农民急需用钱，预购农民的青苗、劳力或土布，乘危高利盘剥。
过去，对贫苦的债务人来说，农历腊月是最难过的日子，放高利贷的人逼得欠债的人喘不过气来。有些债务人借钱的时候也不考虑偿还能力，钞票借到手，如同饮鸩止渴。到了腊月，东躲西藏。债主因本不见，利无踪，平时紧追，一到临近春节则到欠债户家中坐索逼债。欠债的人有的东捞西借偿还一部分；有的被迫把利钱算进本金重立借据，利上滚利；有的向债主说好话，赔笑脸，仍难得到债主的谅解，只得避而不见，以致投河上吊，走上绝路。旧时，通如地区有几句顺口溜：“头一个腊八（腊月八日）犹自可，第二个腊八（腊月十八日）如烧火，第三个腊八（腊月二十八日）没处躲。”就是贫苦债务人窘况的真实写照。
南通典当借贷出现较早。清咸丰五年（1885年）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通州典当40余家，遍及城区及各个集镇。典业按其资本规模分为典当、押店、质店、代当、小押当五种。居民用衣服、器皿或农具、农产品作为抵押，向典当（包括押店、质店、代当、小押当）贷取现金，约定期限，如期满不赎，即为“满当”（也有的到期不赎，可加利延赎），当物由典当自行处理。清末至民国22年（1933年），当本利率，一般均为月息2分（即月息2％）。民国23年（1934年），经典业公会呈请省建设厅批准，统一改为月息2分2厘半，一直延续到南通沦陷前均未变动。民国36年（1947年）月息较抗战前高达11倍，民国37年（1948年）9月，月息提高到4角5分，当期1个月，利率竟高达50％。清末，通州各典当当期以27个月为满。宣统元年（1909年）当期以18个月为满，至民国35年（1946年）改为两个半月为满。民国37年（1948年）7月，南通县政府议决，当期维持2个月为满；同年11月，又改为1个月。当物人交当物品，典当开给“当票”，不记当户姓名，只记当票号数、当本金额、入当日期、当期利息等。典当利息计算方法，当物在1个月内取赎者，无论日期长短，以1个月计息，足月后5日内不计息，6日后即作1月计息，称为“月不过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