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时代|南通发布

前一阵,日本有一条新闻,令国内也很震惊,那便是高知县立大学将馆藏38132册图书与杂志(其中书籍25432册、杂志12700册)烧掉的事件。此事一经媒体披露,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新闻称,高知县立大学去春以来建成永国寺新校区,其中新建的图书馆面积虽大于旧图书馆,但开辟了一些讨论室、学习室,故而书库容量并未超过旧馆。考虑到将来藏书还会增多,校方及馆方经过了四年左右的讨论,在全校教员的反复确认之下,决定废弃一批破损程度严重或重复的书籍与杂志,运至高知市清扫工厂焚烧,前后历时三年,凡13次。图书馆处理不要的藏书,即放出“除籍本”,或卖至二手书店,或无偿赠出,都是常有的事。问题在于“焚书”,实在过于惊悚,日本社会普遍认为这是文化堕落、道德沦丧的野蛮行为。

其实去年京都图书界也有一桩类似的事件,右京中央图书馆在不与遗属商讨的情况下,擅自废弃了桑原武夫寄赠的10421册藏书。桑原武夫(1904-1988)是京都大学东洋史学家桑原骘藏之子,家学渊源,自小也受内藤湖南、西田几多郎等父执辈硕学的影响,后专攻法国文化、文学,战后与吉川幸次郎、贝塚茂树、今西锦司等同辈学者成为“新京都学派”(与战前“京都学派”相对)的核心存在。

1988年,桑原家遗属将桑原武夫的藏书寄赠于新开馆的京都市国际交流会馆,馆方专设“桑原武夫纪念室”,将这批藏书对外公开。2008年,京都右京中央图书馆开馆,国际交流会馆的藏书转移至新馆。但新馆空间不够,且不少藏书与新馆所藏有重复之处,又被转移至京都伏见区的向岛图书馆书库,据说装了四百个纸箱。2015年,向岛图书馆向右京中央图书馆提出,书库空间紧张,想处理此批藏书。时任右京中央图书馆的副馆长认为,也不曾有人关心是否是桑原旧藏,既然有重复本,那废弃也无妨。且已编有藏书目录,可以应对外界的询问。2017年2月,有市民联系右京中央图书馆,称想阅览桑原旧藏。馆方职员答曰“已废弃”。市民遂联系市教育委员会,此事才得以发觉,且“废弃”并非是卖出或散出,而是送进了废纸回收站。相关职员得到降职减俸的处分,并向遗属谢罪,而此事影响甚为恶劣,如今也常能听人谈起。

网上有人讲,既是桑原武夫旧藏,那卖给旧书店,一本至少十万块吧!太可惜了。类似看法,在最近高知县立大学图书馆事件中也常见到。但这显然不是了解书籍的人讲出来的话。先看桑原旧藏,其中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最高的部分,已寄赠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室,凡1047册。看网上公开的右京中央图书馆桑原旧藏目录,似以普通书为主,的确并非罕见珍籍。就算是桑原旧藏,若无藏书印、笔记等特殊情形,在旧书市场也仅是普通书而已,甚至旧书店都不愿意回收。

右京中央图书馆这类机构的性质是市民图书馆,由市民团体运营,经费并不充裕。据日本《图书馆法》规定,图书馆是“收集、整理、保管图书、记录等其他必要资料的设施,供一般公众利用,以资教养、调查研究、娱乐等目的”。一般市民不能认识到“桑原武夫旧藏”的价值,而这些藏书也长期不被市民关注,在馆方看来,自然形同“没有价值”,不如买些畅销书充实书架,“供一般公众利用”。

同样,高知县立大学面对大量重复本,虽也有明治年间出版、现在市场已罕见的书籍,但并不能算“珍本”,有的只是“普通本”而已,且已有电子本,那么作出“废弃”的决定也并非完全不可理解。

平常在旧书店买书,常常能遇到图书馆的“除籍本”,有的扉页留着该馆印章,书脊还贴着馆方编号;有的则被挖去藏书章,或黑笔涂去机构名称,不知具体来处。据我所知,不少研究室每年也会处理一些杂志和不要的普通书,先让大家挑选一阵,剩下实在不要的,若有钤印,也不会卖入附近旧书店。因为总觉得某机构的旧藏流入市场,哪怕只是普通杂志,也有些“不好看”。因此,都是低调处理罢了。反过来想,我们平时买旧书,若遇某学者旧藏,会觉得是美事。而若遇某机构旧藏,难免下意识猜测:这个图书馆居然卖书?到底怎么回事?

既然流入市场并非美事,那么赠给研究者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只是实际情况依然不乐观。前些年,有一位退休多年的老师联系我们研究室,说有一批资料要送给我们。而研究室早没有放置图书的空间,婉拒之后,那位老师又联系了其他老师,说有许多重要的方志材料,于研究肯定有利,希望我们务必收下。正在犹豫之际,宅急便的推车已一车一车将装满资料的大纸箱送上门。震惊之余也只好硬着头皮将数十箱巨量的资料堆满室内过道与角落,再看箱子上,没有写寄信地址,也没有留电话,想必那位老先生是绝不想退回的意思吧。快递青年也担心极了:“你们不会退回去吧?”后来有老师多方联系,终于得到图书馆的一些空间,收入当中最重要的方志部分,其余图书馆不要的普通本,便堆在研究室里,让我们反复拣选,自行消化。

有一年,收到《京都新闻》记者联系,说京都女子大学法学部有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先生要处理藏书,读到我写的文章,想问问我要不要他的书,或者能否帮他联系中国大学的图书馆,解决他的藏书。

约好日期去他研究室,发现架上多是教科书、案例集,还有大量文库本、哲学类书籍。而当时我已离开法学部好些年,已不再需要这些专业书。碰巧有一位在国内工作的师姐在此访学,她之前曾帮学校接收过另一位日本退休教师的藏书,因为国内一些大学还很需要藏书充实架藏,也有较为充裕的空间与资金。遂与她联系,请她一起来看藏书,她很快与自己的学校联系,获得许可,慨然接纳了大部分法学类书籍。剩下的文库本与通俗书,老师恳求我能否收下:“或者你翻翻,不要的话再卖给旧书店吧。我不想自己卖书,没有精力,也不舍得。我送给你,当是赠予爱书人了。”

很难办,但我心软,到底也接受了。后来几天,狭窄的居所不断收到书箱,收拾出来费了好大工夫。对我也是警醒:以后买书,必须有明确的方向,不能随意积累。不要的书应尽早放回市场,给更需要的人。这些书我清点了一番,自己需要的少之又少。请可能需要的同学上门挑选了几轮,所幸散出去一些。最后选出很少的一部分、确认没有老师签名或钤印的,才决定卖至旧书店。而辗转多家,均拒而不受,说太过时,不敢收,不如卖废纸。我舍不得,后来旧书店银林堂的老爷爷接受了这批书,当然并不给钱。以旧书行业的观点来看,这些书的确是应当“废弃”的了。

但我们是否真的能准确判断书籍的“价值”?今日当作废纸的普通本,会不会对未来的读者或研究者而言,是有价值的史料?有不少研究,以明清以来的日用书、近代以来的通俗书为研究对象,考察当时的书价、普通人的阅读谱系及获得知识的渠道等等,皆有精彩处。我自己也关注近代以来的医学通俗书,的确是印制粗劣的廉价本,在当时却有大量读者,并是传播医学知识不可忽略的载体。这些资料离善本、珍本的标准差着十万八千里,因此全国各大图书馆都搜罗不全。感谢旧书店,常常能让我遇见一二。数年以来,亦略有积累,为我带来不少新知。想到这里,也觉得“价值”二字颇具危险。哪怕是为后人计,也要对自己的“价值标准”慎之又慎。另外一方面,自己也应当尽量减少产出水平低下的出版物,徒劳占据空间,令后人烦恼。

高知县立大学焚书事件曝光之后,校方屡发声明道歉。但舆论不会宽恕,本地《高知新闻》也持续发出《现代版焚书坑儒、高知县立大学图书馆烧掉的历史》《烧成灰烬,高知县大是为了县民而烧书么?》之类情绪愤慨的报道。心痛书籍命运之余,勉强有些庆幸:好在还是身在惜书的年代。上月末,高知县立大学决定成立调查委员会,专门讨论这次焚书事件。在人口减少、经济萧条、人文学科衰退、旧书业萎缩的今日,纵是和平年代也有焚书之虞。如何保全书籍?如何唤醒旧书的生命?或许也不是调查委员会能解决的问题。高知县在经济低迷的四国,文化产业平平,旧书行业更是惨淡,因此我看此次焚书事件,总不忍心斥责太多,更多只是悲哀与叹息,仿佛看到了未来某个断面的预演与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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