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十多天，浩然“靠边站”，在家不再上班，这倒给了我登门拜访的机会。于是，我三天两头就去他家，听他讲了几篇得意之作是在生活中见到某一件事，或听到某人一句话，发现其中的典型意义，然后调动平时生活积累，一挥而就。我从中渐渐意识到，创作来自于生活的感受，即使是神活《西游记》，也如作者吴承恩所云“吾书明为志怪，实记人间变异”。
到了阴历年底，我去浩然家告别。他送给我一本精装《艳阳天》第二卷，郑重叮嘱我：看来文革不是一场笔墨官司了，回去后不要随波逐流，也不要创作，多看看，多思考，争取读点名著，来日方长。
1975年恢复出版，我的短篇小说《推荐》收入江苏人民出版社小说集《终身课题》。首次投稿命中，正是浩然1965年叫我“十年磨一剑”十周年，就把书寄给了他。他在回信中鼓励了一番，话锋一转：作品发表再多，并不表明你就是一个作家。创作不要急于发表，要耐得住寂寞，“功到自然成”。可惜，自1977年考上大学后反而不敢下笔了，偶有灵感，却被学到的文学理论捆住了手笔，变得眼高手低，写了几篇后就成了文坛看客。
1986年我辞职改行自学化工，与文学创作渐行渐远，但与浩然的缘分藕断丝连。2001年，我到山东德州华能电厂进行循环冷却水动态模拟试验，见离北京不到300公里，便想去看望阔别34年的恩师浩然。总不能空手而去，就一气呵成了短篇小说《烟鬼》(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文学选刊》2002年第4期)。第二年4月抽出时间，带上了这份“见面礼”。下午两点钟左右，我赶到了津京之间的三河市。由于他中风两次，电话中听不清他的具体住址，便想雇车去三河的文化部门打听清楚再说，四个开三轮的拥了上来，个个都说认识浩然家。
到了泃阳河畔的一座小别墅门口，却见浩然站在阳台上，上楼后他的夫人杨朴乔心疼地说，接到我的电话后，浩然就没午睡，一会儿就去阳台上东张西望。1967年初北京一别35年，他还心系一个文学道路上半途而废的不屑弟子，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晚上，浩然在一家酒店盛情款待，陪护他的三河市文联秘书长王宝森念他中过两次风，不能喝酒，让他倒一点意思一下就行，可他“今天高兴”，不顾劝阻喝了三杯。
第二天，王宝森领我参观了浩然的“泥土巢”和浩然文学馆，并介绍了浩然从京城来到三河落户的原因。改革开放后，时代不同了，浩然创作一度陷入了迷茫，在通州帮助上大学的小女儿梁春水买菜做饭。三河县委书记李仰珍代表四套班子，把他请去三河作为一张名片，在市政府招待所内专门给他盖了“泥土巢”，不信浩然“江郎才尽”。浩然到三河后，去一个镇上担任实职副镇长，切身体验农村改革的现实生活，写出了长篇小说《苍生》，随后又拍了电视剧，再一次轰动文坛。接着，浩然帮助三河成立了文联，主办了月刊《苍生文学》，开创“文艺绿化工程”，培养了一批文艺新秀，其中省级作协会员十几个，并为他们在天津百花和北京正规的出版社，出版了十几本诗集、小说集。
浩然人在三河，却担任着北京市作协名誉主席、《北京文学》主编，1977年起连续担任北京市四届人大代表，1998年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2002年是他的七十大寿，浩然文学馆开幕，全国政协、北京市人大，以及津京冀文联、作协，一拨又一拨的队伍前来祝贺。文艺界如此罕见的盛况，是对他一生创作的肯定，人品的敬重。宾客散去，浩然如释重负，心情很好，右手盘着钢球看了我的《烟鬼》后，问：“还写了什么？”我说没写。“你能够写了，为什么不写？”我说这些年钻研水处理了，还获得了发明专利，没有心思去写。
“人各有志，不能勉强。” 他仰天唏嘘了一阵，挥毫写下：“追随二十八载离经叛道，但愿花甲之年皈依文坛。” 我惭愧得无地自容，暗下决心不辜负他的期望。可惜，水处理直至前年才得以脱身，已是古稀之年。
这一别，成了永别，聊以自慰的是，临别时送了四瓶他喜欢的茅台，谅已喝了。我离开三河半年后，浩然又一次中风成了植物人，我专程去北京同仁医院看望过三次，却得不到一句教诲了，但他一贯主张的深入生活，做事为人的浩然之气，成了我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