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作家与中学生(下)|南通发布

    过了十多天,浩然“靠边站”,在家不再上班,这倒给了我登门拜访的机会。于是,我三天两头就去他家,听他讲了几篇得意之作是在生活中见到某一件事,或听到某人一句话,发现其中的典型意义,然后调动平时生活积累,一挥而就。我从中渐渐意识到,创作来自于生活的感受,即使是神活《西游记》,也如作者吴承恩所云“吾书明为志怪,实记人间变异”。

    到了阴历年底,我去浩然家告别。他送给我一本精装《艳阳天》第二卷,郑重叮嘱我:看来文革不是一场笔墨官司了,回去后不要随波逐流,也不要创作,多看看,多思考,争取读点名著,来日方长。

    1975年恢复出版,我的短篇小说《推荐》收入江苏人民出版社小说集《终身课题》。首次投稿命中,正是浩然1965年叫我“十年磨一剑”十周年,就把书寄给了他。他在回信中鼓励了一番,话锋一转:作品发表再多,并不表明你就是一个作家。创作不要急于发表,要耐得住寂寞,“功到自然成”。可惜,自1977年考上大学后反而不敢下笔了,偶有灵感,却被学到的文学理论捆住了手笔,变得眼高手低,写了几篇后就成了文坛看客。

    1986年我辞职改行自学化工,与文学创作渐行渐远,但与浩然的缘分藕断丝连。2001年,我到山东德州华能电厂进行循环冷却水动态模拟试验,见离北京不到300公里,便想去看望阔别34年的恩师浩然。总不能空手而去,就一气呵成了短篇小说《烟鬼》(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文学选刊》2002年第4期)。第二年4月抽出时间,带上了这份“见面礼”。下午两点钟左右,我赶到了津京之间的三河市。由于他中风两次,电话中听不清他的具体住址,便想雇车去三河的文化部门打听清楚再说,四个开三轮的拥了上来,个个都说认识浩然家。

    到了泃阳河畔的一座小别墅门口,却见浩然站在阳台上,上楼后他的夫人杨朴乔心疼地说,接到我的电话后,浩然就没午睡,一会儿就去阳台上东张西望。1967年初北京一别35年,他还心系一个文学道路上半途而废的不屑弟子,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晚上,浩然在一家酒店盛情款待,陪护他的三河市文联秘书长王宝森念他中过两次风,不能喝酒,让他倒一点意思一下就行,可他“今天高兴”,不顾劝阻喝了三杯。

    第二天,王宝森领我参观了浩然的“泥土巢”和浩然文学馆,并介绍了浩然从京城来到三河落户的原因。改革开放后,时代不同了,浩然创作一度陷入了迷茫,在通州帮助上大学的小女儿梁春水买菜做饭。三河县委书记李仰珍代表四套班子,把他请去三河作为一张名片,在市政府招待所内专门给他盖了“泥土巢”,不信浩然“江郎才尽”。浩然到三河后,去一个镇上担任实职副镇长,切身体验农村改革的现实生活,写出了长篇小说《苍生》,随后又拍了电视剧,再一次轰动文坛。接着,浩然帮助三河成立了文联,主办了月刊《苍生文学》,开创“文艺绿化工程”,培养了一批文艺新秀,其中省级作协会员十几个,并为他们在天津百花和北京正规的出版社,出版了十几本诗集、小说集。

    浩然人在三河,却担任着北京市作协名誉主席、《北京文学》主编,1977年起连续担任北京市四届人大代表,1998年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2002年是他的七十大寿,浩然文学馆开幕,全国政协、北京市人大,以及津京冀文联、作协,一拨又一拨的队伍前来祝贺。文艺界如此罕见的盛况,是对他一生创作的肯定,人品的敬重。宾客散去,浩然如释重负,心情很好,右手盘着钢球看了我的《烟鬼》后,问:“还写了什么?”我说没写。“你能够写了,为什么不写?”我说这些年钻研水处理了,还获得了发明专利,没有心思去写。

    “人各有志,不能勉强。” 他仰天唏嘘了一阵,挥毫写下:“追随二十八载离经叛道,但愿花甲之年皈依文坛。” 我惭愧得无地自容,暗下决心不辜负他的期望。可惜,水处理直至前年才得以脱身,已是古稀之年。

    这一别,成了永别,聊以自慰的是,临别时送了四瓶他喜欢的茅台,谅已喝了。我离开三河半年后,浩然又一次中风成了植物人,我专程去北京同仁医院看望过三次,却得不到一句教诲了,但他一贯主张的深入生活,做事为人的浩然之气,成了我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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