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作家与中学生(上)|南通发布

1964年,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震撼了文坛,一版再版,又拍成电影,其后的《金光大道》,特别是《苍生》改编的电视剧万人空巷。浩然成了一代人心目中写农民的偶像作家,就是这样一位文学巨匠,却对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学生孜孜不倦教诲30多年,说来却很偶然。

1964年我上初三,语文课本上读到浩然的小说《一匹瘦红马》,觉得很有意思,就写信给《人民日报》,要求课本上多编这类贴近生活的课文。《人民日报》把我的这封“读者来信”转给了浩然,次年正月初,我已上高一,浩然寄来了新出版的《“小管家”任少正》,要我对他的新书“批评指正”。其实,他是在尝试创作少年文学,把我当作小读者听听反应而已,我却不知天高厚,真的“指正”起来。另外,我有一篇作文《秋天的景色》被语文老师油印发给同学们课外阅读,便随信寄去请他指教,拜他为师。

1965年初秋,浩然给我校党支部来信,自我介绍是一位共产党员、专业作家,说“从你校石太原同学的作文和书信行文看,有一定的写作基础,烦请你们了解一下他的表现和家庭出身,以及社会关系的政治面目。你们如果同意,我倒乐意为师”。

11月,浩然来了一封9页长信,希望我“又红又专”,否则,“再有天才,也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文学这个大门是进不去的”。随信附来一张四吋照片,是他1956年处女作《喜鹊登枝》发表时拍摄的,背后写了“我的那一年,也许就是十年后你的这一年,等待你在文艺战线上会师”。显然,他是得到了我校党支部的同意,收我为徒了。

为了十年后“会师”,除了语文课,上其他课我都偷偷看小说。我写了一篇小说寄去,浩然在回信中却不提写得怎么样,而是说他是个孤儿,只上过三年学,虽然后来自修了大学中文课程,但写作时仍感力不从心,“你现在有机会上高中,应该埋头读书,打好基础,十年磨一剑,功到自然成。梁斌60岁才写《红旗谱》”,并寄来了《艳阳天》第一卷。我反复琢磨浩然的来信意思,终于明白,他是抓住方向性问题指点迷津,而非老师批改作文。

转眼到了1966年下半年,同学们纷纷走出去“经风雨、见世面”,我便借此机会赴京拜访浩然。出发前我给他去了一封信,他在回信中说:“你要趁此机会沿途注意观察风土人情,为以后的创作积累生活素材。”于是,免费的火车、汽车我不坐,平坦的国道不走,学习老红军,迈开两条腿,绕道沂蒙山区,看看小说、电影《红日》中的孟良崮,参观博山焦裕禄的故居……

我们步行一个多月,跋山涉水二千多里,年底到了北京。我落脚后第二天就去北京市文联拜访浩然,有个办公室里几个人在讨论什么,因有照片的记忆,我一眼认出了其中的浩然。他连忙起身相迎,寒暄几句后说会没开完,让我先去其他地方看看。《北京文艺》(《北京文学》前身)已经停刊,编辑部空无一人,就看起了“炮轰”老舍、杨沫、骆宾基等著名作家的大字报。

中午在文联食堂里用餐,他吃的是馒头、大葱蘸酱,特意为我这个南方人打了一碗大米饭,粉条烧肉。同桌《英雄小雨来》的作者管桦对浩然说:“你就用这个招待远方的客人?太小气了吧!”浩然说:“星期天到我家去。”

到了星期天,我在住地北师大一吃过中饭,就赶往浩然家。首都人多车少,公交车挤不进,道路不熟又坐错了车,捣鼓到晚上六点多钟,才到了东四十条对外文委宿舍大院门口。浩然见天黑了我还没到,就站在大院门口等我。我十分惭愧,他却表扬我,一个乡下的孩子,能在大城市找到这个地方,还真不错!

浩然的家住在筒子楼里,厨房做在走道上,住了两个房间,里间是他和夫人的卧室,外间放了两个孩子的小床,朝北的窗下有一台不小的黑白电视机,下面放了一张藤椅。两床夹着一张四仙桌,床就成为座位了,区区一间,睡觉、吃饭、会客。一个大作家怎么才住这么一点地方?猪肉牛肉要用肉票买,他就搞了一只烧鸡和几个小莱,他喝汾酒,给我准备了一瓶葡萄酒。当时尚无“反季节”“大棚蔬菜”概念,我惊讶在这严寒的冬天,竟有碧绿的黄瓜、鲜红的番茄。他说这是玻璃温室里长出来的。

浩然的夫人已经吃过晚饭,身体不太好,在里间休息,他让两个孩子都到外边玩去了,就我们两个边吃边聊。我没见过电视机,他打开后让我看了一段北京电视台的新闻,让我开了眼界。

接着,浩然给我讲起《艳阳天》的创作过程。他说14岁就参加了农村基层工作,在《河北日报》当记者期间,又跑的是广大农村,积累了大量素材。有了切身感受,写的时候,所熟悉的那些生活中的人和事,就会一个个呈现在面前。接着,他把《艳阳天》中几个典型人物,原型是什么样的,其他人物又是怎样揉进去的,讲得滔滔不绝,绘声绘色,忽然脱掉鞋子蹲到藤椅上,一手鸡腿,一手夹着大前门香烟,手舞足道……

不觉到了九点多钟,末班车是十点。浩然给我画好了路线图,又标上到了哪个站该换乘哪路车,并把我送到站牌下,看我上了车后他才挥手转身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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