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欲留牛津遭拒|南通发布

在一般的钱锺书传记中,给人留下的印象是,1938年,他在结束英法留学后,是义无反顾地返回炮火连天的国内。其实不完全如此。钱锺书牛津本科毕业时,他申请过留校任讲师,但是没有被录用。

1935年秋,他以庚款考试第一名身份,公费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方向学士学位。1937年7月,他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申请文学士学位资格。但出人意料的是,钱锺书没有按程序申请学位,而是直接去了巴黎。也就是说,他在牛津没有得到过任何纸质形式上的学位。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与他申请留校任教被拒有关。

1936年,牛津大学设立了一个以慈善家史博定名字命名的、为期三年的、试验性质的中国哲学与宗教讲师教席。牛津公告指出,这个为期三年的职位,只对中国出生、母语为中文并在中国接受教育的学者开放,获得这一职位的讲师的任务之一,是将有关中国哲学与宗教的重要著作合作翻译成英文。遴选活动于1937年春举行。这时钱锺书还是牛津的学生,但他在截止日期之前还是提出了申请。为获得这个席位,他请清华老师冯友兰写了推荐信。

最终结果是,这个讲师席位没有被清华毕业的钱锺书获得,而是被本科及研究生均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王维诚获得。王维诚于1936年11月递交了申请,那时他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助教。他的申请得到了当时中国三位著名学者的支持,即:中央研究院历史与哲学所教授傅斯年,北大哲学教授汤用彤和清华文学院院长、中国哲学教授冯友兰。

冯友兰是在同一封推荐信中,同时推荐了钱锺书和王维诚。他认为王维诚“研究能力十分出色,他在中国哲学、宗教、佛教、道教方面的知识在年轻一辈学者中都是一流的。”钱锺书“是我们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在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方面具有令人惊讶的广博的知识,宗教方面或者稍弱一些。他对英文的掌握非常出色,这一点牛津人或者已经有所了解。”实际上,冯友兰在信中还是偏向于王维诚的:“在我看来,若论中国哲学与宗教方面的知识,王先生似乎比钱先生条件更好一些;若论对英文的掌握程度,则钱先生比王先生更合格。具体选择何人,则悉听各位根据牛津的政策作出决定。王先生和钱先生的个人品格均令人赞赏。附带说一句,王先生还是休斯先生的一位好友。”冯友兰的最后一句话很重要,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钱锺书落聘牛津讲师,对他这样自信的年轻人来说,或多或少是个打击。他因此负气离开英国,径奔法国,而不回牛津领取学位证书,也是有可能的。他不会想到,很多年以后,牛津又几次邀请他回去工作、讲学,他同样都拒绝了。1949年,去留之间时,牛津大学汉学家K.G.Spalding来信邀请他赶赴英国。1979年,夏志清得知:“牛津大学曾有意请他去讲学一年,他怕英国气候潮湿,也不便答应。”1981年,钱锺书再次告之:“弟自去冬访日本归,自省七十之年,逸我以老,安我以拙,将为伏枥之病骥,非复复行空之天马。故 Princeton旧约,牛津 All Souls新招,均谢未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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