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40年，我（家）的故事 | 我和县委书记同蹲点 | 南通发布

·陆春林·

1981年5月底，田野里黄熟的麦子泛着金光，沉甸甸的麦穗预示着一个丰收年的到来。

当年5月29日早上我到公社上班，刚到大门口，公社党委书记喊住我：“小陆，今天县委杨振东书记要来我们七大队检查工作，你跟我一起去，说不定可以报道点什么。”

上午大约10时，我和公社书记踏着自行车来到七大队的大路口，大队支书在等着我们。一会儿，一辆略显破旧的军用吉普车开到我们面前停下，车上下来四个人。领头的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头上戴着草帽、身材魁梧却略显消瘦,我想这就是县委杨书记吧。我认得第二个是李堡区委书记薛志忠，第三个是区长兼人武部长王五才，第四个不认识，后来才知道是县委办公室袁主任。一行四人下车时，每人手里还拎着被子和热水瓶，只听杨书记说：“我们这次来不是检查工作的，是来搞调研的，要住上几天。就住大队办公室，吃饭轮流到社员家里，伙食费一起算。”杨书记说明来意：“听说这个大队实行包产到组、责任到人、有奖有赔的生产责任制，我们来一起调研，总结点经验出来，为县委制定农村政策措施提供点实践依据。”

中午饭是在大队支书家吃的，除了一碗红烧肉和一碗鱼，其他是农家蔬菜，没有人喝酒，饭一会儿就吃完。刚放下筷子，杨书记就叫大队支书说说情况。大队支书从当地贫穷落后的历史，讲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怎样加强生产队劳动管理，探索建立劳动生产责任制；从“吃大锅饭”，讲到现在搞包产到组的做法；从包田块、包劳力、包产量、定奖赔的“三包一奖”的好处，讲到目前还存在的一些弊端。最后支书说：“现在有些群众要求，‘三包一奖’还不如干脆来个包产到户，一篙子插到底，田里的收入只要缴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归自己。”说到这里，大队支书带着惶惑的口气说：“不知道我们的想法，是否符合国家的政策，请书记指示。”说实话，我们在场的听到“包产到户”一词，都吃了一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个词语还是忌讳的，“包产到户”能不能搞，很多地方都是有争议的。可杨书记却一点不感到意外。他一边听一边记，时而点头，时而皱眉，似乎在思考什么。见大队支书这么说，他只说了一句：“我们的政策是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农村经营管理怎么搞，群众最有发言权。”

汇报完了，大队支书带我们到几个生产队跑了一圈。傍晚，我们和杨书记几个人一同住在大队办公室，几块木板一拼就是一张床。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跟随杨书记跑遍了全大队各个生产队，白天下地与社员一边劳动，一边唠家常，还不时开开小型座谈会，晚上还找社员来谈心，谈论的话题都是围绕如何搞好生产责任制，如何改变“吃大锅饭”、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蹲点调研活动进行到第四天，晚上杨书记召集大家汇总了解的情况和各自的看法，要求我和袁主任共同整理一份调研报告。通过几天的调查，大家发现了一个秘密，这个大队名义上说是包产到组，实际上已经把田块分配到户，由各农户承包种植经营。但当时全国还没有大张旗鼓地搞包产到户。对于这个问题，杨书记说：“可以让他们试试，我们的调研材料中可以写他们的建议和打算，我估计这将是农村改革的方向和趋势。”

两天时间，我和袁主任将调查报告写出来了，我写了前半部分，介绍了七大队的做法；袁主任写了后半部分，推广七大队的经验，对全县各地实行生产责任制提出建议意见。看了这份材料后，杨书记说：“这份材料提交县委讨论决定后，以县委文件印发全县。”我一听十分兴奋：啊，我写的材料竟成了县委对农村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第六天傍晚，县政府那辆军用吉普又来到七大队，来接杨书记回县城，他第二天要去省里开会。周围的社员听说杨书记要走，纷纷赶来送行。杨书记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临上车时，县委办公室袁主任交给大队支书一只没封口的信封，大队支书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沓钞票，还有一张字条。我乜了一眼，纸条上写的是这几天在哪家吃饭，该给哪家的伙食费。大队支书一愣，刚要说什么，吉普车已向县城方向驶去。

望着远去的吉普车，听到那越来越小的马达声，我仿佛听到一阵阵惊雷，正向我们滚滚而来！

这一年下半年，大队把包产到组全部改为包产到户。

1982年中共中央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下发，拉开了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改革的大幕。1982年到1983年，全县实行了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3年海防公社改为旧场乡，七大队改为富滩村。

几年以后，人们把富滩村也称为“小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