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编》为何用文言写作?|南通发布

 《管锥编》一书起笔于“文革”,也初成于“文革”,让人不敢想象彼时作者之思想与胆量。全书使用文言撰成,深藏微言大义,迥异于作者其他著作。钱氏为何要用文言写作,议者较众,说法不一。作者本人也在不同时间对不同对象说过不同的原因,颇值玩味。

讨论《管锥编》选择文言写作的原因,不能不考虑是书写作的时代背景。在风声鹤唳的“文革”环境中,要写作并保存下一部有个体思想的著作,是一般人不敢尝试的。如何回避风险,选择一种让一般人尤其是年纪轻轻的红卫兵们看不懂的语体,应是作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因。钱锺书为莫芝的《<管锥编>与杜甫新探》写的《序》中,明确道出:“《管锥编》就是一种‘私货’;它采用了典雅的文言,也正是迂回隐晦的‘伊索式语言’。”杨绛也说得极清楚:“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锺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学问。”(《我们仨》)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评《管锥编》也是类似观点:“《管锥编》极材料堆砌之能事,更以简约古雅的文言出之,拒俗众于千里,正隐约可见钱氏‘避席畏闻文字狱’的心理。”

关于文言写作的原因,钱锺书对亲近的后学和几位老友解释得可能较客观:张隆溪:“有一次我问钱先生,为什么《管锥编》和《谈艺录》不用现代白话,却用大多数读者觉得困难的文言来写?钱先生半开玩笑地回答说,‘这样流毒就可以少ー点。’然后他又认真解释说,《管锥编》引文多是文言,不宜处处译为白话,而且初稿是在文革中写的,环境和时间都不充裕,不如径用文言省事。”但他还觉得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管锥编》开篇批驳‘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钱先生用文言撰写《管锥编》,又广引西方文字著述,凡哲学、宗教、文学、历史等等问题,无不涉及而且作细致深入的探讨,这就有力地证明了传统的中国语文,即文言,完全宜于思辨。”(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这就是钱锺书对郑朝宗说的:“聊以试文言之弹性。”这一点,他对柯灵也说过:“因为都是[footnoteRef:1]在难以保存的时代写的,并且也借此测验旧文体有多少弹性可以容纳新思想。”(《促膝闲话钱锺书》)整体行文之需要,时间不允许,也藉以检验旧文体的“弹性”,这些都是文言写作的重要原因。

刘永翔对钱锺书的解释收集较全,总结最妙:“人有问子钱子《管锥编》何以用文言者,子钱子所答因人而异。答郑朝宗曰:‘聊以试文言之弹性。’答余冠英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答邓绍基曰:‘一用白话便俗。’答余英时曰:‘可减少毒素之传播。’答莫芝曰:‘用伊索式语言。’”(《蓬山舟影》)“因人而异”,这是默存先生“狡黠”好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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