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震撼了文坛，一版再版，又拍成电影，其后的《金光大道》，特别是《苍生》改编的电视剧万人空巷。浩然成了一代人心目中写农民的偶像作家，就是这样一位文学巨匠，却对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学生孜孜不倦教诲30多年，说来却很偶然。
1964年我上初三，语文课本上读到浩然的小说《一匹瘦红马》，觉得很有意思，就写信给《人民日报》，要求课本上多编这类贴近生活的课文。《人民日报》把我的这封“读者来信”转给了浩然，次年正月初，我已上高一，浩然寄来了新出版的《“小管家”任少正》，要我对他的新书“批评指正”。其实，他是在尝试创作少年文学，把我当作小读者听听反应而已，我却不知天高厚，真的“指正”起来。另外，我有一篇作文《秋天的景色》被语文老师油印发给同学们课外阅读，便随信寄去请他指教，拜他为师。
1965年初秋，浩然给我校党支部来信，自我介绍是一位共产党员、专业作家，说“从你校石太原同学的作文和书信行文看，有一定的写作基础，烦请你们了解一下他的表现和家庭出身，以及社会关系的政治面目。你们如果同意，我倒乐意为师”。
11月，浩然来了一封9页长信，希望我“又红又专”，否则，“再有天才，也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文学这个大门是进不去的”。随信附来一张四吋照片，是他1956年处女作《喜鹊登枝》发表时拍摄的，背后写了“我的那一年，也许就是十年后你的这一年，等待你在文艺战线上会师”。显然，他是得到了我校党支部的同意，收我为徒了。
为了十年后“会师”，除了语文课，上其他课我都偷偷看小说。我写了一篇小说寄去，浩然在回信中却不提写得怎么样，而是说他是个孤儿，只上过三年学，虽然后来自修了大学中文课程，但写作时仍感力不从心，“你现在有机会上高中，应该埋头读书，打好基础，十年磨一剑，功到自然成。梁斌60岁才写《红旗谱》”，并寄来了《艳阳天》第一卷。我反复琢磨浩然的来信意思，终于明白，他是抓住方向性问题指点迷津，而非老师批改作文。
转眼到了1966年下半年，同学们纷纷走出去“经风雨、见世面”，我便借此机会赴京拜访浩然。出发前我给他去了一封信，他在回信中说：“你要趁此机会沿途注意观察风土人情，为以后的创作积累生活素材。”于是，免费的火车、汽车我不坐，平坦的国道不走，学习老红军，迈开两条腿，绕道沂蒙山区，看看小说、电影《红日》中的孟良崮，参观博山焦裕禄的故居……
我们步行一个多月，跋山涉水二千多里，年底到了北京。我落脚后第二天就去北京市文联拜访浩然，有个办公室里几个人在讨论什么，因有照片的记忆，我一眼认出了其中的浩然。他连忙起身相迎，寒暄几句后说会没开完，让我先去其他地方看看。《北京文艺》(《北京文学》前身)已经停刊，编辑部空无一人，就看起了“炮轰”老舍、杨沫、骆宾基等著名作家的大字报。
中午在文联食堂里用餐，他吃的是馒头、大葱蘸酱，特意为我这个南方人打了一碗大米饭，粉条烧肉。同桌《英雄小雨来》的作者管桦对浩然说：“你就用这个招待远方的客人？太小气了吧！”浩然说：“星期天到我家去。”
到了星期天，我在住地北师大一吃过中饭，就赶往浩然家。首都人多车少，公交车挤不进，道路不熟又坐错了车，捣鼓到晚上六点多钟，才到了东四十条对外文委宿舍大院门口。浩然见天黑了我还没到，就站在大院门口等我。我十分惭愧，他却表扬我，一个乡下的孩子，能在大城市找到这个地方，还真不错！
浩然的家住在筒子楼里，厨房做在走道上，住了两个房间，里间是他和夫人的卧室，外间放了两个孩子的小床，朝北的窗下有一台不小的黑白电视机，下面放了一张藤椅。两床夹着一张四仙桌，床就成为座位了，区区一间，睡觉、吃饭、会客。一个大作家怎么才住这么一点地方？猪肉牛肉要用肉票买，他就搞了一只烧鸡和几个小莱，他喝汾酒，给我准备了一瓶葡萄酒。当时尚无“反季节”“大棚蔬菜”概念，我惊讶在这严寒的冬天，竟有碧绿的黄瓜、鲜红的番茄。他说这是玻璃温室里长出来的。
浩然的夫人已经吃过晚饭，身体不太好，在里间休息，他让两个孩子都到外边玩去了，就我们两个边吃边聊。我没见过电视机，他打开后让我看了一段北京电视台的新闻，让我开了眼界。
接着，浩然给我讲起《艳阳天》的创作过程。他说14岁就参加了农村基层工作，在《河北日报》当记者期间，又跑的是广大农村，积累了大量素材。有了切身感受，写的时候，所熟悉的那些生活中的人和事，就会一个个呈现在面前。接着，他把《艳阳天》中几个典型人物，原型是什么样的，其他人物又是怎样揉进去的，讲得滔滔不绝，绘声绘色，忽然脱掉鞋子蹲到藤椅上，一手鸡腿，一手夹着大前门香烟，手舞足道……
不觉到了九点多钟，末班车是十点。浩然给我画好了路线图，又标上到了哪个站该换乘哪路车，并把我送到站牌下，看我上了车后他才挥手转身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