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的钱锺书传记中，给人留下的印象是，1938年，他在结束英法留学后，是义无反顾地返回炮火连天的国内。其实不完全如此。钱锺书牛津本科毕业时，他申请过留校任讲师，但是没有被录用。
1935年秋，他以庚款考试第一名身份，公费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方向学士学位。1937年7月，他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申请文学士学位资格。但出人意料的是，钱锺书没有按程序申请学位，而是直接去了巴黎。也就是说，他在牛津没有得到过任何纸质形式上的学位。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与他申请留校任教被拒有关。
1936年，牛津大学设立了一个以慈善家史博定名字命名的、为期三年的、试验性质的中国哲学与宗教讲师教席。牛津公告指出，这个为期三年的职位，只对中国出生、母语为中文并在中国接受教育的学者开放，获得这一职位的讲师的任务之一，是将有关中国哲学与宗教的重要著作合作翻译成英文。遴选活动于1937年春举行。这时钱锺书还是牛津的学生，但他在截止日期之前还是提出了申请。为获得这个席位，他请清华老师冯友兰写了推荐信。
最终结果是，这个讲师席位没有被清华毕业的钱锺书获得，而是被本科及研究生均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王维诚获得。王维诚于1936年11月递交了申请，那时他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助教。他的申请得到了当时中国三位著名学者的支持，即：中央研究院历史与哲学所教授傅斯年，北大哲学教授汤用彤和清华文学院院长、中国哲学教授冯友兰。
冯友兰是在同一封推荐信中，同时推荐了钱锺书和王维诚。他认为王维诚“研究能力十分出色，他在中国哲学、宗教、佛教、道教方面的知识在年轻一辈学者中都是一流的。”钱锺书“是我们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在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方面具有令人惊讶的广博的知识，宗教方面或者稍弱一些。他对英文的掌握非常出色，这一点牛津人或者已经有所了解。”实际上，冯友兰在信中还是偏向于王维诚的：“在我看来，若论中国哲学与宗教方面的知识，王先生似乎比钱先生条件更好一些；若论对英文的掌握程度，则钱先生比王先生更合格。具体选择何人，则悉听各位根据牛津的政策作出决定。王先生和钱先生的个人品格均令人赞赏。附带说一句，王先生还是休斯先生的一位好友。”冯友兰的最后一句话很重要，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钱锺书落聘牛津讲师，对他这样自信的年轻人来说，或多或少是个打击。他因此负气离开英国，径奔法国，而不回牛津领取学位证书，也是有可能的。他不会想到，很多年以后，牛津又几次邀请他回去工作、讲学，他同样都拒绝了。1949年，去留之间时，牛津大学汉学家K.G.Spalding来信邀请他赶赴英国。1979年，夏志清得知：“牛津大学曾有意请他去讲学一年，他怕英国气候潮湿，也不便答应。”1981年，钱锺书再次告之：“弟自去冬访日本归，自省七十之年，逸我以老，安我以拙，将为伏枥之病骥，非复复行空之天马。故 Princeton旧约，牛津 All Souls新招，均谢未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