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机司令”的“兵马”

·陈志林·

我有个习惯,每天都要到公司的大厅里走一圈,“检阅”自己的“兵”——各式各样的农机,大半辈子与农机为伍,有人戏称我是“农机司令”。

1963年我17岁时,进了石港农机厂成为一名机工,生产木质插秧机等小型农机,后来又成为机耕队机务辅导员、队长。1975年,我调到当时的南通县农机局,后来被派到当时的石港区农机中心管理站做负责人。1985年,受命办农机局私属企业,1987年到农机修理服务中心任主任。1998年,通州撤销石港区,我又回到农机局,被派到通州农技校任校长和书记,同时还任农机修理服务中心主任,也负责企业运营。上任没多久,碰上企业改制,上级要求我购买,我就和其他12个股东一起购买了企业,我是最大股东。2006年,我又从农技校回到农机局,到农机推广站工作,一年半后,我从农机局退休。退休后我仍以农机为伴。一路走来,我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通州农机的发展整个历程。回忆这段历史,我认为,其中颇有曲折,但总体是翻天覆地。

上世纪60年代之前,通州几乎没什么农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乡建了抽水机站,机器虽然很大,却只有12马力,为便于移动就安装在船上。后来,当时的南通县在石港试点组建了机耕队,我清楚地记得,有4台手扶拖拉机、1台“东方红”28马力拖拉机、1台10匹柴油机、4台8寸水泵、2台10寸水泵和一条水泥船,这在当时,可谓是实力雄厚。老百姓们觉得稀奇,有些机器他们还不认识。机耕队初步解放了人力,种田轻松多了,当时请我们去耕作的村很多,服务供不应求。

十多年过去,农机进入了大发展时代。毛主席说过,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但当时又提出型号以中小型为主、制造以地方为主、购买以集体经济为主,结果每个乡都建了农机制造厂,却因为技术不过关,导致产品质量不行。那时的农机,真是有点儿乱。

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农村分田到户了。但对农机来说,却过了一段“瓶颈”日子。因为分田到户,田地被分割成小块,农机没法操作。怎么办?一番研究之后,1980年,我从浙江引进了割晒机——一种小型收割机,解决了农民插秧、耘田、收割“三弯腰”中的“一弯腰”,而且一天可割二三十亩地,效率明显提高。尝到甜头之后,这种割晒机一下风靡通州,当年就销售了300台。

收割好了,还得把谷物挑到场地上脱粒,当时用的是老式脱粒机,经常出现伤人事件,所以我又想办法引进联合收割机。这一年,正是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的1990年。国产的“海马”收割机在通州的出现,可用“轰动”形容,现场会的盛况甚至上了《新华日报》。

1995年至1996年,是农机发展的关键节点。日本“洋马”农机开始在无锡生产,听说这种收割机有收、脱、谷草分离功能,我的心又痒痒了。可一问,一台要23万元!这价钱是国产收割机的10倍,在当时的金沙,这钱能买4套中套商品房!听说我力主采购“洋马”,人人都说我疯了,连公司会计都不肯拿钱。后来经过再三沟通、统一想法,会计终于松手了。其实当时只有13万元,又找人说情,欠了10万元把机器拉回来了。1995年5月,通州历史上第一台全自动联合收割机亮相了,我将其命名为“通州一号”,为让老百姓接受,我开着车子到处转,出钱购买当时还青着的麦子,现场操作演示,有人奇怪:老陈这是干嘛?员工们自嘲地说,我们陈总要开粮食行了。虽然贵,但贵有贵的道理,不到1个月,通州就买了3台“洋马”。当年,因为通州订购的数量太多,厂里竟然来不及生产。当时购买的人基本是企业主,请机手下乡服务,而农民支付一亩地几十块钱的收割费用,省力省心,何乐不为?

仅过一年,南通本地“五山”牌自走式收割机出来了,两年就发展了500台。此后,政府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给予农机购买补贴,农民、合作社、机手等购买农机积极性大为高涨。这一年,通州开了场大型“送机下乡”活动,轰动全国,“送的是17个乡镇订购的各种农机,车队排了4.1公里长。”作为活动的具体操作人,我感到很骄傲。

也是这一年,插秧机、粮食烘干机开始推广。此后,农机的发展一日千里。耕作、植保、收割、晾晒,粮食生产全程都可采用机械化,有三四十种机器,光植保机就有七八种,目前通州区机插秧近90%,机器收割几近百分百,全区农机装备也实现了从数量型到质量型、由低档次向高性能、由单项作业向多功能复式作业的转变,农机服务合作组织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让我最感欣慰的是,农业机械化的普及,解放了人力,提高了效率和品质,改变了“曲背弯腰数千年”的历史,而且,近年来,国产农机的技术也上来了,东方红、雷沃等品牌不比洋马、久保田差,价钱还便宜,农机未来的希望很大。

(徐艳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