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机司令”的“兵马”
·陈志林·
我有个习惯，每天都要到公司的大厅里走一圈，“检阅”自己的“兵”——各式各样的农机，大半辈子与农机为伍，有人戏称我是“农机司令”。
1963年我17岁时，进了石港农机厂成为一名机工，生产木质插秧机等小型农机，后来又成为机耕队机务辅导员、队长。1975年，我调到当时的南通县农机局，后来被派到当时的石港区农机中心管理站做负责人。1985年，受命办农机局私属企业，1987年到农机修理服务中心任主任。1998年，通州撤销石港区，我又回到农机局，被派到通州农技校任校长和书记，同时还任农机修理服务中心主任，也负责企业运营。上任没多久，碰上企业改制，上级要求我购买，我就和其他12个股东一起购买了企业，我是最大股东。2006年，我又从农技校回到农机局，到农机推广站工作，一年半后，我从农机局退休。退休后我仍以农机为伴。一路走来，我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通州农机的发展整个历程。回忆这段历史，我认为，其中颇有曲折，但总体是翻天覆地。
上世纪60年代之前，通州几乎没什么农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乡建了抽水机站，机器虽然很大，却只有12马力，为便于移动就安装在船上。后来，当时的南通县在石港试点组建了机耕队，我清楚地记得，有4台手扶拖拉机、1台“东方红”28马力拖拉机、1台10匹柴油机、4台8寸水泵、2台10寸水泵和一条水泥船，这在当时，可谓是实力雄厚。老百姓们觉得稀奇，有些机器他们还不认识。机耕队初步解放了人力，种田轻松多了，当时请我们去耕作的村很多，服务供不应求。
十多年过去，农机进入了大发展时代。毛主席说过，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但当时又提出型号以中小型为主、制造以地方为主、购买以集体经济为主，结果每个乡都建了农机制造厂，却因为技术不过关，导致产品质量不行。那时的农机，真是有点儿乱。
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农村分田到户了。但对农机来说，却过了一段“瓶颈”日子。因为分田到户，田地被分割成小块，农机没法操作。怎么办？一番研究之后，1980年，我从浙江引进了割晒机——一种小型收割机，解决了农民插秧、耘田、收割“三弯腰”中的“一弯腰”，而且一天可割二三十亩地，效率明显提高。尝到甜头之后，这种割晒机一下风靡通州，当年就销售了300台。
收割好了，还得把谷物挑到场地上脱粒，当时用的是老式脱粒机，经常出现伤人事件，所以我又想办法引进联合收割机。这一年，正是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的1990年。国产的“海马”收割机在通州的出现，可用“轰动”形容，现场会的盛况甚至上了《新华日报》。
1995年至1996年，是农机发展的关键节点。日本“洋马”农机开始在无锡生产，听说这种收割机有收、脱、谷草分离功能，我的心又痒痒了。可一问，一台要23万元！这价钱是国产收割机的10倍，在当时的金沙，这钱能买4套中套商品房！听说我力主采购“洋马”，人人都说我疯了，连公司会计都不肯拿钱。后来经过再三沟通、统一想法，会计终于松手了。其实当时只有13万元，又找人说情，欠了10万元把机器拉回来了。1995年5月，通州历史上第一台全自动联合收割机亮相了，我将其命名为“通州一号”，为让老百姓接受，我开着车子到处转，出钱购买当时还青着的麦子，现场操作演示，有人奇怪：老陈这是干嘛？员工们自嘲地说，我们陈总要开粮食行了。虽然贵，但贵有贵的道理，不到1个月，通州就买了3台“洋马”。当年，因为通州订购的数量太多，厂里竟然来不及生产。当时购买的人基本是企业主，请机手下乡服务，而农民支付一亩地几十块钱的收割费用，省力省心，何乐不为？
仅过一年，南通本地“五山”牌自走式收割机出来了，两年就发展了500台。此后，政府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给予农机购买补贴，农民、合作社、机手等购买农机积极性大为高涨。这一年，通州开了场大型“送机下乡”活动，轰动全国，“送的是17个乡镇订购的各种农机，车队排了4.1公里长。”作为活动的具体操作人，我感到很骄傲。
也是这一年，插秧机、粮食烘干机开始推广。此后，农机的发展一日千里。耕作、植保、收割、晾晒，粮食生产全程都可采用机械化，有三四十种机器，光植保机就有七八种，目前通州区机插秧近90%，机器收割几近百分百，全区农机装备也实现了从数量型到质量型、由低档次向高性能、由单项作业向多功能复式作业的转变，农机服务合作组织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让我最感欣慰的是，农业机械化的普及，解放了人力，提高了效率和品质，改变了“曲背弯腰数千年”的历史，而且，近年来，国产农机的技术也上来了，东方红、雷沃等品牌不比洋马、久保田差，价钱还便宜，农机未来的希望很大。
（徐艳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