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几句闲话
□韩石山
民刊这个词，听起来怪怪的，不作刻意的挑剔，倒也名正言顺。
这些年，我见过的民刊不能叫少，觉得最契合这个“民”字的，还要数董宁文先生编的《开卷》。一是素净，表里如一。白白的封面上，黑黑的两个字，恰如一张苍白的书生的脸面。二是单薄，纯粹。封面和内文，满共一个印张，从印刷上说，薄到不能再薄了。薄归薄，里面的文章，没一篇是应付的、凑数的，这就是纯粹了。再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悠长，换了个东家，什么都没有变，仍是起初的样子，仍是董宁文这个人在编着。
这只是表象，最让我佩服的，是董先生的办事精神。简略地说，就是该怎么，就怎么办。这要对比着说。我见过的民刊，有的封面之讲究，堪比官刊。对不起，要与民刊对应，只好杜撰了这么个名字。改为公家刊物，似乎也不好听。这样的民刊，多半难以长久，几期后就不见了踪影。《开卷》不同，纵然花老板的钱，也要细水长流，唯其如此，才能一期一期出下来出了二十年，还在出着。更妙的是，南京出不成了，移师天津，照样出个不亦乐乎。
如果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只是节俭，那就不必我来说道了。我说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暗含的另一层意思是，该阔气的时候也能阔气起来，一点不比官家的差。
我的书柜里，齐胸的一个格子里，和别的书在一起，插着两本书。一本是王稼句先生的《怀土小集》(上海辞书出版社二○一六年八月出版)，一本是子聪先生的《开卷闲话序跋集》(人民日报出版社二○一四年八月出版)。这两本书，都是作者送我的。
说到这里，我要说件我的缺德事儿。我买书，重在实用，就不说了。朋友送的书，若品相不好，多半是放在后面一间小屋的书柜里。多了移到地下室，再多了，自有再多了的办法。这两本小书，以内容论，也该作如上处置，何以多少年了，还摆在那么显眼的位置？
不是我跟两位作者的感情有多深，实在是这两本小书印得太精致、太典雅了。放在那儿是想着，什么时候有编辑来家里，谈出书的事儿，万一人家格外心善，问我想出成什么样子，我好一起身，能将这两个样本取下来让人家看看。
究竟怎么个好，空口无凭，且引用流沙河先生的一个说法。
《开卷》的系列丛书，过上两三年就会出一辑，出版社似乎不固定，某一辑是在青岛出版社出的，名为《大家文库》。收有流沙河先生一本，叫《夜窗偷读》。新书送到府上，装帧和印制，都很精美，老先生见了甚为欢喜。某日送给龚明德先生一册，特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道是：“明德先生，予所著书，惟此书装帧最好，害怕不配。”后来大概龚明德想将此册转赠董宁文先生，以表彰他的劳绩，流沙河先生又在有他头像的一页上写道：“明德以此转赠董宁文先生，感谢董君为编辑拙著费尽苦心。”（见《开卷闲话序跋集》第二一七页）
说到这里，我要插几句闲话。为“闲话”写序，插几句闲话该不犯忌。上面我说，流沙河先生的书，名叫《夜窗偷读》，实际上是不准确的。我拿上放大镜，将那个印在书上、缩小了好多的扉页看了一下，发现真实的书名，当是《晚窗偷读》。印在董先生的书上，肯定不是流沙河先生的错。还有，上面引用的流沙河先生的第二句话，原话不是我抄的样子，原话是：“明德以此转赠董宁文先生，感谢董君为予编辑拙著费尽苦心。”我将手迹中的那个“予”字删去了。道理是，既说了“拙著”，就不会是别人的书，那个“予”字，累赘而拗口，当是流沙河先生一时的笔误。
好了，回过头来，仍说《开卷闲话》。两重意思都说了，合在一起，我是想说，该简朴的简朴、该阔气的阔气。是董宁文先生的做事风格，也是《开卷》的办刊精神，俱为一种高雅的文化品格。
二○一八年四月四日
上午九时写罢，两小时后，
就要乘高铁南下回老家为
父母扫墓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