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几句闲话

□韩石山

民刊这个词,听起来怪怪的,不作刻意的挑剔,倒也名正言顺。

这些年,我见过的民刊不能叫少,觉得最契合这个“民”字的,还要数董宁文先生编的《开卷》。一是素净,表里如一。白白的封面上,黑黑的两个字,恰如一张苍白的书生的脸面。二是单薄,纯粹。封面和内文,满共一个印张,从印刷上说,薄到不能再薄了。薄归薄,里面的文章,没一篇是应付的、凑数的,这就是纯粹了。再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悠长,换了个东家,什么都没有变,仍是起初的样子,仍是董宁文这个人在编着。

这只是表象,最让我佩服的,是董先生的办事精神。简略地说,就是该怎么,就怎么办。这要对比着说。我见过的民刊,有的封面之讲究,堪比官刊。对不起,要与民刊对应,只好杜撰了这么个名字。改为公家刊物,似乎也不好听。这样的民刊,多半难以长久,几期后就不见了踪影。《开卷》不同,纵然花老板的钱,也要细水长流,唯其如此,才能一期一期出下来出了二十年,还在出着。更妙的是,南京出不成了,移师天津,照样出个不亦乐乎。

如果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只是节俭,那就不必我来说道了。我说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暗含的另一层意思是,该阔气的时候也能阔气起来,一点不比官家的差。

我的书柜里,齐胸的一个格子里,和别的书在一起,插着两本书。一本是王稼句先生的《怀土小集》(上海辞书出版社二○一六年八月出版),一本是子聪先生的《开卷闲话序跋集》(人民日报出版社二○一四年八月出版)。这两本书,都是作者送我的。

说到这里,我要说件我的缺德事儿。我买书,重在实用,就不说了。朋友送的书,若品相不好,多半是放在后面一间小屋的书柜里。多了移到地下室,再多了,自有再多了的办法。这两本小书,以内容论,也该作如上处置,何以多少年了,还摆在那么显眼的位置?

不是我跟两位作者的感情有多深,实在是这两本小书印得太精致、太典雅了。放在那儿是想着,什么时候有编辑来家里,谈出书的事儿,万一人家格外心善,问我想出成什么样子,我好一起身,能将这两个样本取下来让人家看看。

究竟怎么个好,空口无凭,且引用流沙河先生的一个说法。

《开卷》的系列丛书,过上两三年就会出一辑,出版社似乎不固定,某一辑是在青岛出版社出的,名为《大家文库》。收有流沙河先生一本,叫《夜窗偷读》。新书送到府上,装帧和印制,都很精美,老先生见了甚为欢喜。某日送给龚明德先生一册,特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道是:“明德先生,予所著书,惟此书装帧最好,害怕不配。”后来大概龚明德想将此册转赠董宁文先生,以表彰他的劳绩,流沙河先生又在有他头像的一页上写道:“明德以此转赠董宁文先生,感谢董君为编辑拙著费尽苦心。”(见《开卷闲话序跋集》第二一七页)

说到这里,我要插几句闲话。为“闲话”写序,插几句闲话该不犯忌。上面我说,流沙河先生的书,名叫《夜窗偷读》,实际上是不准确的。我拿上放大镜,将那个印在书上、缩小了好多的扉页看了一下,发现真实的书名,当是《晚窗偷读》。印在董先生的书上,肯定不是流沙河先生的错。还有,上面引用的流沙河先生的第二句话,原话不是我抄的样子,原话是:“明德以此转赠董宁文先生,感谢董君为予编辑拙著费尽苦心。”我将手迹中的那个“予”字删去了。道理是,既说了“拙著”,就不会是别人的书,那个“予”字,累赘而拗口,当是流沙河先生一时的笔误。

好了,回过头来,仍说《开卷闲话》。两重意思都说了,合在一起,我是想说,该简朴的简朴、该阔气的阔气。是董宁文先生的做事风格,也是《开卷》的办刊精神,俱为一种高雅的文化品格。

二○一八年四月四日

上午九时写罢,两小时后,

就要乘高铁南下回老家为

父母扫墓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