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我们而去

父亲离我们而去

□史国华

凌晨,寂静的卧室,睡梦中被手机铃声“回家”乐曲猛然惊醒,噩耗传来:父亲离我们而去。

我抑制不住悲情,身体不由地颤抖,心跳直线上升,手心黏糊糊地冒汗,夫人迅速从床头柜抽屉里找了“速效救心丸”塞入我舌下含着,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潸然泪下,心速仍然紊乱……

父亲退休后定居在苏南某市,今年九十一岁。1928年他出生在浙江宁波一小山村,少年时加入了地下党外围组织,后遭到国民党县党部通缉,只好孤身逃亡上海打工谋生。受到工人阶级先进思想的熏陶,他秘密参加了工厂工会活动,积极完成工会组织交办的任务。上海解放后他被选为工会执行委员,步入了工厂领导层。在此后的十几年间,他先后在印染厂、电机厂、微型轴承厂和区政府卫生防疫部门担任领导。1965年党中央作出“三线建设”战略部署,他率有关人员数次赴贵州省,在山沟沟里现场考察并规划建新工厂,次年便带着数百名干部职工和我们全家八人从繁华的上海到了贵州,汇入来自北京、哈尔滨、洛阳等地数千人的“三线建设”大军,硬是在群山环抱中建起了位列哈(尔滨)、瓦(房店)、洛(阳)之后排名第四的特大型轴承厂,具备滚动轴承全部十大系列生产能力。

父亲一生历经多次坎坷。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他在企业担任技术科长,虽然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但他工作之余坚持自学,带领技术人员搞新产品,“反右”斗争时却认为他不突出政治、走白专道路而受到批判,好在出身贫穷、历史清白,审查来审查去总算没给他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文革”他未曾幸免,被划入了“走资派”序列,站在露天广场舞台上“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还有几次被“造反派”们挟持着游街示众。数年后“文革”逐渐平缓,广播喇叭里播送毛主席最新指示“抓革命,促生产”,父亲才被“解放”,重新回到厂部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全新时代,父亲被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任命为厂长。当时工厂面临着整顿和恢复生产的重任,父亲已五十开外,但他经常工作到深夜,回家吃饭已是九、十点钟。

父亲常年忙于工作,很少与子女拉家常。记得父亲与我第一次严肃谈话是在我初中临近毕业时,父亲的话说得有点慢:“厂里要组织职工子女上山下乡,你是干部子女要带头,下乡去吧!”语气中似乎容不得协商,不久我便和我最小的姐姐终止了学业,在一片敲锣打鼓声中到了贵州普定县某农场成了知识青年。高考制度改革后,父亲鼓励我重新进学堂读书,无奈我基础太差,复习仓促,挑选志愿又生疏,投递后便没了下文。第二年经夜校系统补习,我终于圆了大学梦,记得大三时有幸参加在昆明举行的西北西南七省区物理竞赛,父亲亲自去邮局发了份电报表示祝贺。

1984年我从贵州调至南通工作前夕,父亲与我也有一次严肃谈话,他说他已年近花甲,身体欠佳,他把亲笔写的遗嘱交到我手里,嘱我要努力学习好好工作,要团结姐妹孝敬母亲……

八十年代后期,国家机械工业部批准他退二线,恰逢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来工厂视察,他陪同胡锦涛书记在车间、在机台旁、在工人中间漫步,如数家珍般汇报工厂的建设、发展和前景,在工厂南大门与胡锦涛书记合影。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时,他一边在电视机前收看大会盛况一边从影集里翻看那张珍贵合影照,后来他把那张珍贵合影照交给了我嘱我珍藏。

今年一月底,他在外孙陪同下去社区党委交党费,他说他已有六十多年党龄了。春节时社区干部曾特地到家里看望他,还送了慰问品。

8月24日深夜,父亲在睡梦中悄然离去,永远离开了我们。追忆生死离别,往事依稀,泪水在眼眶中不停颤动,我在心中呼唤着:愿父亲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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