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复杂的哥哥李干卿

历史复杂的哥哥李干卿

江青还有一个哥哥叫李干卿,1901年3月13日出生,比江青大十三岁,“文革”期间在济南火车站工作。

1970年春天,李干卿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到北京求见江青,中央办公厅把他们父子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住下。

一天下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我打电话,叫我报告江青,说她的哥哥和侄儿来北京了,要求见见江青,见与不见由她决定,“他们现在住在中直招待所,她要见的话,你给中直招待所的领导打个电话通知她哥哥”。我将此事报告江青以后,她两眼紧闭,思索了好大一会儿,才犹豫不决地对我说:“这事难办,他们对我搞突然袭击,来以前也不来信问问我让不让他们来北京,这叫私闯京城啊!既然这样,告诉他们,我工作很忙,不能见,立即叫他们回去。”

“好,我立即通知中直招待所打发他们回原籍。”我说完转身就走。

“你站住!还不能这样说。”江青说,“他不是带了一个孩子吗?你请汪东兴派人到主席的礼品库里找一架最次的照相机,送给孩子,再带上半斤茶叶送给他的父亲,他好喝茶。告诉他们我现在工作太忙,我抽不出时间见他们,叫他们赶快回去,他们来北京找我不就是要点东西吗?真是穷疯了,他们看到我送的东西,自然就会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趁江青睡觉的时候,带上江青的“礼品”来到中直招待所,看到了李干卿他们父子二人。李干卿胖胖的,身体很结实,他儿子十五六岁,长得满精神。自我介绍以后,我说明了江青不能见他们的原因,请他们早点回山东,并把江青送给他们的“礼物”交给了他们。

他的儿子毕竟还是孩子,看到照相机觉得很新鲜,专心致志地摆弄着玩。

江青的哥哥听我转达江青的话以后,流下了眼泪,双手托着两腮很久没有说话。

我临走时,他忙站起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恳求说:“我这样大的年纪了,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来北京了,今后再也不会见到江青了。请麻烦你再跟她说说,请她见我们父子一次吧,拜托你了。”

我同情地说:“可以,我再向她请示请示,能见你们更好,不见,我也没有办法。我报告她以后,她有什么话对你们说,我通过招待所的领导转告你们。”

李干卿连连说道:“谢谢,谢谢!”

回到钓鱼台后,已经夜里11点了。躺在床上刚迷糊着,江青就打铃起床了,我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江青到了办公室,我把李干卿想见她一面的请求报告她。她说:“这老东西真不识时务,他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解放以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以后被我们的人民政府审查和管教过,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脸要求见我,真自不量力!我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会见一个曾为国民党扛过枪、与人民为敌、被人民政府镇压过的人,那我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她咬牙切齿地说:“你叫招待所的同志通知他,我还是不见,立即叫他们回去,不能在北京久留!”

江青对我解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复杂激烈,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我是不利的,会影响我的。我没有钱给他们买火车票,叫他们自己买票回去,他们能自己来,就能自己走。”

据我了解,江青说的李干卿被审查和管教的事是这样的: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但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没敢查下去。1959年江青要接李干卿到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便责令山东公安厅正儿八经地查下去了。调查的结果是,李干卿曾在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当过“师爷”,即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巡防组组员等职务。1939年,在日本宪兵队的威逼下,李干卿曾写信给江青进行策反。1945年李干卿曾入室抢夺王虎牌手枪一支。1948年至1951年偷窃过面粉,贪污大米、鸡蛋及数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数百元)人民币。李干卿的劣迹颇多,在“三反”期间受过处分。

后来,事情闹大了,发展成了李干卿事件。因为对李干卿的调查激怒了江青,江青便在“文革”中进行报复,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哭着说:“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呀!”随即陈伯达、江青从北京派出三人到济南把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锋、副厅长李秉正、交际处处长陈静波、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等六人全部逮捕。除张国锋身患癌症外,其余五人用专机押送北京,受尽折磨,这桩案子到1977年才得到平反。

我不明白,一直为其哥哥鸣冤叫屈的江青,怎么一下子变了脸色,对李干卿的到来无动于衷。

我按照江青的指示,打电话给招待所的领导同志,动员他们父子回去。江青的哥哥接到第二道叫他们回去的命令以后,再次留下了伤心的眼泪,但仍坚持不离开北京,继续等待江青的接见。

大约过了两天,江青叫我打电话问问中直招待所她哥哥离开北京了没有?我打电话问招待所,招待所的同志说,还没有走。

这时,江青心里很矛盾:不见吧,他们执意不走,在北京住的时间长了,对她影响不好;见吧,又怕别人说她阶级界限不清。经过思想斗争,她决定还是见一面,赶快把他们打发走。为了避嫌,江青叫我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他报告主席她哥哥来求见的事,并请示“我见他们一面好,还是不见好”。

毛泽东回答说:“为什么不见?国际战犯都能改造好,国民党的高级人物我都可以见,难道你的亲兄长都不敢见吗?你不能六亲不认吧!见,一定要见。”

当我把主席的话报告给江青以后,她决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父子。江青说:“像他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没有资格进中南海和钓鱼台,在大会堂见一见,就够抬举他的了。”

会见时,面对多年未见面的哥哥,江青没有表现出一丁点想念之情,反而像训斥小孩子一样,疾言厉色地教训了一番。

她说:“你们到北京来,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汇报?你们这是逼着我见,搞突然袭击。像你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乱跑,更不该私自到北京来。你一来搞得我很被动。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来北京,你今天立即离开北京。”

李干卿虽然受到了妹妹的训斥,但是终于见到了身居高位的亲妹妹,还是很高兴的,并没有提任何要求。他激动地对江青说:“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可是,我实在是想念你,这个孩子没有见过你这个亲姑姑,常常念叨见见你,今天见到了,我们明天就走。”说着说着,又流下了泪水。他用颤抖的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不太干净的手绢擦了擦眼泪。江青还没有等他擦完,站起来,头都没有回一下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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