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塞,我很担心你”(外一篇)

“布拉塞,我很担心你”(外一篇)

《奥斯维辛的摄影师:威廉·布拉塞的生活纪实》

[德]莱纳·恩格尔曼 新星出版社 2018-7

一位被迫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为党卫队拍照的波兰摄影师,一个在邪恶之地为人性而战的人。当被要求销毁所有照片时,他保存下了上万张,让那些大屠杀的受害者不再是一串统计数据,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随着时间流逝,威廉·布拉塞和他的上司,党卫队二级小队长贝恩哈特·瓦尔特相处得越来越好,如果可以把一名党卫队和一名犯人之间的关系称为正面关系的话。但对于威廉·布拉塞来说,他的境遇绝对算是愉快的了。贝恩哈特·瓦尔特不是那种会对他吼叫或打他的人。他也不是那种只叫他的犯人编号的上司,至少他们单独在一起时,还会聊天。瓦尔特叫他的姓:布拉塞。

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瓦尔特就和布拉塞一块儿说说话。布拉塞教他一些摄影技巧,因为瓦尔特对此有兴趣。作为鉴定科的头儿,他也经常被委派去拍摄运送犯人的场面。在奥斯维辛-比尔克瑙的斜坡上,他拍摄了很多照片记录犯人被淘汰、筛选的过程,还有那些刚到集中营就被送往毒气室的犯人的“最后一程”。从与瓦尔特的谈话中,布拉塞得知了他来自拜仁州的菲尔特,曾是制作石膏花饰的粉刷技工,在担任奥斯维辛集中营鉴定科的头儿之前,他曾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管理人员。他还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给党卫队队员们放映过电影。

“布拉塞,我很担心你。”他说过好几次,或者是“布拉塞,你带给我们耻辱。你是我们的耻辱”!

威廉·布拉塞无法理解他的上司说这些是想告诉他什么,而且瓦尔特也没有解释过他的话。他总是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后又重复这些话。

1943年的某一天,威廉·布拉塞被传唤到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汉斯·奥梅尔的办公室。布拉塞认得他,因为他到过几次鉴定科,视察鉴定科的工作过程。在他和贝恩哈特·瓦尔特的谈话中间,他也和犯人布拉塞说过几句。他不是询问布拉塞的个人情况就是表扬布拉塞的工作。这种情况布拉塞在一些党卫队军官那儿也遇到过。他不再感到惊讶,而只是单纯地觉得奇怪,一个人如何能在一个每天决定大批人生死的位置上,还能进行表面上十分正常的谈话。

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和布拉塞说话完全是另一种语气。官腔,短句。

“家里人在做什么?”

布拉塞如何能知道家里人在做什么,他和家人又没有联系。同时他也觉得这问题并不是认真的。因为根本没有等他回答的迹象,下一个问题又随即而来。

“如果我们现在把您放了,您会做什么?”

布拉塞知道这名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问这个问题是想得到什么。不,布拉塞不想上他的当。他肯定是希望布拉塞即刻加入德意志国防军,和他们一起对抗敌人。

但是布拉塞没有给出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想要的回答:“我有一份好工作,被释放的话我还想继续工作。”

然而他还是再一次说明了给布拉塞的条件:只要他在德意志民族登记簿中登记并签字承认自己是德国人,他立即就会被释放。

布拉塞一刻都没有迟疑就拒绝了。他已经两次拒绝了这样的条件。这一次他还是忠于自己的决定。

后来他得知,他的一些同胞选择屈服并在登记簿上签了字。出了集中营他们就立刻被遣入德意志国防军,并被送往前线。

切斯拉娃·瓦佳

这女孩的模样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纠缠着威廉·布拉塞。有很多照片触动过他,在他的脑海里扎下根,可这个女孩的影像一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深知,自己不能够对他必须拍照的那些人存有感情。可是他忍不住。

1942年12月13日,切斯拉娃·瓦佳同母亲一起被运送到了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她们来自波兰东南边的一个村庄。

像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的大多数犯人一样,切斯拉娃也必须在奥斯维辛主营的鉴定科拍照。一名女卡波带着一队妇女和女孩来到摄影棚。她们挨个儿被叫到编号,以便让威廉·布拉塞拍照。

当叫到切斯拉娃·瓦佳的编号时,她听不懂卡波在对她说什么。因为卡波说的是德语,而她只会波兰语。正当切斯拉娃毫无反应之际,那名女卡波用一根木棍打向了她的脸。眼泪混合着鲜血从切斯拉娃的脸上滴了下来,她的嘴唇被打破了。

威廉·布拉塞端详着她。她还那么年轻,看上去是那么惊慌失措,那么无辜。

在拍照之前,他给了切斯拉娃机会让她能够擦干脸上的眼泪,抹去嘴唇上的血。

他很乐意再为她多做些什么,可是他不能。那名女卡波非常严厉,布拉塞没法判断她到底为人怎样。一次失言很可能就会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

他感到打在切斯拉娃脸上的那一棒就如同打在了他自己的脸上。

1943年3月12日,切斯拉娃·瓦佳死在了奥斯维辛-比尔克瑙,她母亲则死于数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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